●卷七
◎食货一
物价之不齐也，自古而然。不意三十余年来，一物而价或至于倍蓰什百，且自贵而贱，自贱而贵，辗转不测，不知何时而始。忆予入小学时，归依先大父膝下，是时，百货乍贵，先大父尝叹息为予述隆、万间物价之贱，民俗熙皞，迄今五十余年，而物价悬绝，一至于此，不无世风升降之忧。大约四方无事，则生聚广而贸迁易，贵亦贱之征也；疆圉多故，则土产荒而道途梗，贱亦贵之机也。故略纪食货之最切日用而价之最低昂者，以志风俗之变迁，验民生之休戚焉。
崇祯三年庚午，年荒谷贵，民多菜色，郡县施粥赈饥。予时尚幼，未知物价。然越二载，壬申夏，白米每斗价钱一百二十文，值银一钱，民间便苦其贵，则庚午之米价，概可知已。迨秋成，早米每石价钱止六百五、六十文耳。自是而后，米价大约每以千文钱内外为率。至十一二年间，钱价日减，米价顿长，斗米三百文，计银一钱八、九分，识者忧之，然未有若十五年春之甚者。时钱价日贱，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，白米每石纹银五两，计钱十二千有奇，自此以往，米价以二三两为常。迄于本朝顺治三年，斗米几及千文。四年，白米每石纹银四两。六年己丑，大熟，糯米每石价止一两二钱，川珠米每石银九钱。七年，二月，白米每石价一两。九月，新米价至二两，糯米一两八钱，白米二两五钱。八年辛卯，二月，白米每石三两。三月，每石三两五钱。四月，每石四两。六月，长至四两八、九钱，几及五两一石。七月，新谷石价二两。次年壬辰夏，白米石价四两，秋，旱，新米无收，郡城米价二两五六钱。次年癸巳，亦如之。嗣后以次递减。至十四年十一月，每石米价银止八钱，亦有六七钱者。十六年闰三月，米价又增至二两。十八年十月，白米每石一两五钱，新米一两三钱。十一月，新米一两八钱，白米二两。康熙元年，正月，白米二两一钱，糙米一两九钱。七月，早米一两二钱，糯米一两三四钱。自此以后，米价又渐减，然未有如八年己酉之贱者。九年，新米每石纹银六钱，后至五钱有奇，后至五钱，若四、五、六月间，预借米钱，秋成还米者，石价不过三钱一二分而已。九年庚戌，大水。六月，白米长至一两三钱。八月，新米九钱。九月中，八钱，糯米七钱。十月，石米九钱，糯米八钱有奇。十月终，石米一两三钱，糯者稍差。十年辛亥，早米价每石一千三百文，计银一两一钱。十二年壬子秋，新米七百，计银六钱三分，嗣后以此为常。至十七年，早新米每石价银亦不过七钱三分。十八年春，长至一两四、五钱。秋八月，长至二两，早新米一两七钱。九月，稍差，而山东、河南、江北、江南之苏、常、镇俱荒，吾郡次之，吾邑又次之。十九年夏，白米每石价银二两。二十一年五月，白米每石价八钱五分。至冬，新糙米每石价银五钱六七分，苏州则五钱一二分。二十三年冬，白米每石价银九钱上下。二十二年秋成，糙米每石八九钱。次年春，白米价银，亦不过如是。
◎食货二
豆之为用也，油腐而外，喂马、溉田，耗用之数，几与米等，而土产之种类亦不一。沿海所出，荡豆为最细，与山东所产相似，价亦较贱。田中所产，黄豆为常，大者有莳菇、青白、粉团、紫香橼诸种，价亦差贵。黄豆之价，常年较米稍减，大约豆一石可准米八、九斗。惟崇祯十四年辛巳，早豆多而米少，粜米一石可籴豆二石。顺治六年，八月，早豆每石价银三两五钱，至冬，米价石银不过一两，而豆则石价两八钱，犹是米二石准豆一石也。七年庚寅二月，白米每石一两，豆价二两亦如之。九月，新米二两，豆止一两五钱。八年三月，白米石价三两四钱，豆亦一两五钱。四月，白米四两，豆止一两二钱。六月，白米将及五两，豆亦一两六钱而止。秋七月，豆价忽长至三两二钱，与新米等。十四年十一月，豆止八钱，米亦如之。十六年闰三月，豆价二两，与白米等。十八年，新米一两三钱，豆止八钱。是冬，白米二两，豆止一两二三钱。康熙二年十月，米价九钱，豆止五钱，荡豆不过四钱有奇，以后大概六、七、八钱不等。至十八年三月，忽长至一两二、三钱。四月至一两四钱五分。未几，减至一两一、二钱。是秋，新豆石价七钱有奇。冬十一月，至一两二钱。十九年春，价一两三钱五分，后递减至一两。二十一年春，每石价银七钱，夏五月减至六钱。二十三年冬，每石价银一两内外。次年春，亦如之。
◎食货三
诗曰：“贻我来牟，帝命率育。”粟菽而外，可以养民者，莫如麦矣。崇祯十四年辛巳，旱。十五年，圆麦每石价银六千，计银不下二两五六钱，小麦如之，大麦亦三四千文一石。本朝顺治五年二月，圆麦每石价银二两一钱。八年辛卯，圆麦二两二钱，大麦一两五钱。四月，新小麦一两五钱，圆麦一两三钱。六月，圆麦石价二两。十六年己亥闰三月，麦价每石一两。十八年冬，麦价每石一两三钱，或一两□钱。康熙初，麦价始贱。大约新麦初熟，夏税始严，急欲粜银，石价不过三四钱。迨六月，至乾，石价亦不过五钱。数年之间，大概如是。九年庚戌，圆麦价银六钱，小麦七钱一石。十七年戊午，小麦价至一两二三钱，出白米上矣。十九年庚申春，圆麦长至一两五钱，小麦将熟，每石价至二两外，新麦亦价至八、九钱一石。二十一年夏，圆麦三百五十文一石，准银三钱一分五厘，小麦每石五百三十文，大麦每石二百五十文。
◎食货四
吾邑地产木棉，行于浙西诸郡，纺绩成布，衣被天下，而民间赋税，公私之费，亦赖以济，故种植之广，与粳稻等。秋收之后，予幼闻木棉百斤一担，值银一两六七钱。崇祯初，渐至四、五两。甲申以后，因南北间阻，布商不行，棉花百斤一担不过值钱二千文，准银五六钱而已。顺治三、四年后，布渐行，花亦渐长。六年己丑，花价每百斤值银三两四五钱。七年九月，花价五两百斤。八年三月，九两一担。是时，三、四年间，递有升降，相去亦不甚悬绝。至十四年丁酉，每担价止二两五钱。十六年闰三月，长至四两五钱。十八年辛丑冬，价至二两。康熙元年正月，增至三两。七月以后，犹二两百斤也。九年秋，价止一两七八钱，长至二两五钱。十月，花价三两有奇。十月终，每担价银四两。十年辛亥十一月，花价每担值钱三千三百，准银亦不下三两。十三年，上上花每担不过一两九钱。十六年丁巳夏，长至二两六七钱，上者直至三两，积年陈花，为之一空，富商之获利者甚众。十八年己未秋成，棉花百斤价银止一两五六钱。次年夏，长至三两。二十年辛酉夏，价银三两五六钱。二十一年夏五月，上白者，每百斤价银四两一钱。二十三年秋成，上白好花，每百斤价银一两三四钱。
◎食货五
棉花布，吾邑所产，已有三等，而松城之飞花、尤墩、眉织不与焉。上阔尖细者，曰标布，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，周浦次之，邑城为下，俱走秦、晋、京边诸路，每疋约值银一钱五六分，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。甲申、乙酉之际，值钱二三百文，准银不及一钱矣。顺治八年，价至每疋三钱三分。十一年十二月间，每疋价至四五钱，今大概以二钱为上下也。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，走湖广、江西、两广诸路，价与标布等。前朝标布盛行，富商巨贾，操重资而来市者，白银动以数万计，多或数十万两，少亦以万计，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，而争布商如对垒，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。中机客少，资本亦微，而所出之布亦无几，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，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，少者或二三千金，利亦微矣。而中机之行转盛，而昔日之作标客者，今俱改为中机，故松人谓之新改布。更有最狭短者，曰小布，阔不过尺余，长不过十六尺，单行于江西之饶州等处，每疋在前值银止六七分。至顺治之九年、十年间，小布盛长，价亦几至二钱一疋。康熙元年、二、三年犹值银八、九分至一钱也。八年己酉以后，饶商不至，此种小布遂绝。又忆前朝更有一种如标布色，稀松而软者，俗名浆纱布，络纬之法，亦与标布异，邑城人往往为之，今亦不复见矣。二十一年壬戌，中机布每疋价银三钱上下。二十三年甲子，因棉花价贱，中机布不甚行，俱改木棉标布，每疋上上者价仍纹银二钱上下，粗者一钱三、四、五分而已。
◎食货六
薪樵而爨，比户必需。吾乡无山陵林麓，惟藉水滨萑苇与田中种植落实所取之材，而煮海为盐，亦全赖此。故吾郡之薪较贵于邻郡，大约百斤之担，值新米一斗，准银六、七、八分或一钱内外不等。至顺治三年丙戌，斗米作价一千，准银五、六钱，而柴百斤之担亦然，惟七年二月，米价贱而柴价贵，数斤之柴，一束值米五升。八、九年亦然。是时米价低昂不等，大概数斤一束之柴，准银五分、六分。自康熙改元以来，仍以升米为价，有数十斤一束者，视此递增之。十九年庚申，米价长而柴如旧，则数斤之柴，仅可准米半升耳。至二十二年癸亥春，积雨。三月，米价贱而柴价长，十三四斤之柴则准米二升，又变局矣。康熙二十七年戊辰，柴价甚贱，十四五斤之柴，值银不过六七厘耳。
吾乡海滨产盐。当崇祯之初，每盐百斤平秤约有一百二十斤，价钱不过一钱五六分。至十六年壬午夏，大水，价至每斤纹银五分。顺治八年春，价至纹银每斤一钱。四月以后，卖六七分一斤也。自是以后，大约每斤以纹银一分内外为率。至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春，积雨。三月，每斤纹银三分二厘，皆从郡邑贩来官盐，私盐绝响，亦变局也。二十七年戊辰，每斤不过六七厘。
豕肉，在崇祯之初，每斤价银二分上下。至顺治二年冬，价至每斤时钱一千，准银一钱二分。六、七、八年之间，价犹七分一斤也。康熙十二年，每斤二分五厘，几于复旧，后此大都三分上下。至十九年庚申夏，价至每斤五分。豆、菜油价，向来视肉价为低昂，故不另列。
茶之为物，种亦不一，其至精者曰芥片，旧价纹银二三两一斤。顺治四、五年间，犹卖二两。至九、十年后，渐减至一两二钱一斤。康熙戊午，予在江阴，曾有客持来求售，实价不过二钱一斤，然色虽如旧而味无香气矣。徽茶之托名松萝者，于诸茶中犹称佳品，顺治初，每斤价一两，后减至八钱，五六钱，今上好者不过二三钱。他若苏茶峒山{山介}，历来价色高下，不甚悬绝。惟吾郡佘山所产之茶，所谓本山茶者，向不易得，其味清香，大约与徽茶等，而购之甚难，非贵游及与地主有故交密戚者不可得，即得亦第可以两计，不可以斤计，殆难与他茶价并低昂也。
竹纸如荆川太史连、古筐将乐纸，予幼时七十五张一刀，价银不过二分，后渐增长。至崇祯之季、顺治之初，每刀止七十张，价银一钱五分。驯至康熙丁未，每刀不过一分八厘。自甲寅春，闽中兵变，价复骤长，每刀又至一钱四五分，往往以浙中所产丑恶者充卖。至十五年丙辰九月，耿藩归正，而后纸价渐平。今每刀七十张，价银三分五厘，庶几去旧不远。至康熙二十六年，每刀不过纹银二分，竟复古矣。
心红标朱，每匣重十四两，予幼时价银四、五钱。顺治四、五年间，价至每匣纹银八九两。八、九、十年间，犹二三两一匣也。康熙初，其价渐减，后至上好朱一匣，价银不过二钱五分。甲寅、乙卯之间，广东道梗，将谓朱价又必骤长，而竟不然。今上好者，每匣价银不过三钱而已。康熙十九、二十年间，朱价复长，每匣价银至六、七、八钱及两一二钱。二十三年，长至两六七钱。至二十六年，递减至四钱。
白糖，旧价上白者每斤三、四分。顺治初年间，价至每斤纹银四钱，后递减。至康熙中，复旧。今稍长至五六分。康熙二十年癸亥冬，递减至三分、二分，黄黑者一分上下耳。
檀香，予幼时旧价每斤纹银四五钱，后渐递长。至顺治初，每斤价至二三两，后复渐减。至康熙十八年冬，每斤价银不过二钱。是时，传闻大内用为涤器，故为天律所禁，道家以焚檀为戒，龚圣和曾力言之，而人多未信。至二十三年春，张真人自京师回楚，道经松江，醮坛示禁，至不复用矣。
附子，予幼时药中亦不轻用，然而价亦甚贱，每只一两，值银不过一二钱。至顺治初，每只值银，直至数十两，家富而病急需用者，购之不惜百金。康熙以来，价日贱，今一两一只，止可值银一钱，然而味亦大不如前矣。
肉桂，旧价止二三钱一斤。数年以来，价至每斤七八两，甚至十二三两。几与参价相若，近来稍差，最上者，每斤价银五两而已。
燕窝菜，予幼时每斤价银八钱，然犹不轻用。顺治初，价亦不甚悬绝也。其后渐长，竟至每斤纹银四两，是非大宾严席，不轻用矣。
法制藕粉，前朝惟露香园有之，主人用为服饵，等于丹药，市无鬻者。顺治初，始有鬻之于市，而其价甚昂，每斤纹银一两五六钱，后减至一两二钱。九年壬辰夏，犹卖纹银八钱一斤，而铺主人犹以价贱为恨。十二、三年之际，得法者甚多，沿街列卖，每斤不过六七分，而半和伪物，味亦大不如前矣。
大绒，前朝最贵，细而精者，谓之姑绒，每疋长十余丈，价值百金，惟富贵之家用之，以顶重厚绫为里，一袍可服数十年，或传于子孙者。自顺治以来，南方亦以皮裘御冬，袍服花素缎绒价遂贱。今最细姑绒，所值不过一二十金一疋，次者八九分一尺，下者五六分而已。年来卖者绝少，贩客亦不复至，价日贱而绒亦日恶矣。
山东茧绸，集蚕茧为之，出于山东椒树者为最佳，色苍黑而气带椒香，污秽著之，越岁自落，不必浣濯而洁，在前朝价与绒等，用亦如之。年来，价日贱而此种亦绝。今最上者，价不过钱许一尺，甚而有三四分一尺者，则稀松甚于绵绸，嘉、湖、苏、松，在在皆织，故用者愈众，而价愈贱。
葛布有数种：出于浙之慈溪，广之雷州者为最精；其次出江西。葛粗细不一，出于江南金坛者，虽极细，然亦不可单做，必须夹里。在前朝，非缙绅土大夫不服葛，而价亦甚贵。佳者每疋值银三两，长不过三丈一二尺。次者亦不下五、六分一尺。自顺治而后，服葛者日众，而葛价亦日贱。今制无人不可服葛，葛愈多而亦日滥恶矣。康熙二十八、九年，洋船贩至，至精者官尺不过一分五六厘一尺，至粗者每尺七八厘耳。
眼镜，余幼时偶见高年者用之，亦不知其价，后闻制自西洋者最佳，每副值银四五两，以玻璃为质，象皮为干，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。顺治以后，其价渐贱，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。近来苏、杭人多制造之，遍地贩卖，人人可得，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，甚而四五分，直有二三分一副者，皆堪明目，一般用也。惟西洋有一种质厚于皮，能使近视者秋毫皆晰，每副尚值银价二两，若远视而年高者带之则反不明，市间尚未有贩卖者，恐再更几年，此地巧工亦多能制，价亦日贱耳。
露香园顾氏绣，海内驰名，不特翎毛、花卉，巧若生成，而山水、人物，无不逼肖活现，向来价亦最贵，尺幅之素，精者值银几两，全幅高大者，不啻数金。年来价值递减，全幅七八尺者，不过以一金为上下，绝顶细巧者，不过二三金，若四五尺者，不过五六钱一幅而已。然工巧亦渐不如前。前更有空绣，只以丝绵外围如墨描状，而著色雅淡者，每幅亦值银两许，大者倍之。近来不尚，价值愈微，做者亦罕矣。
图书石，向出浙江处州青田县，其精者为冻石也，各种不一，俱以透明无瑕如冻者为第一，每两值银两余。近来老坑填塞，采石者不能入，不可得矣。其次者曰封门。再次者曰豆青。此外惟金、玉、银、铜、晶石、磁器，而镌刻甚难。犀象不入谱，别无他石，可以供玩也。近来闽中有寿山石，其白者如玉；黄者如蜜蜡；红者如琥珀，精光明透，胜于冻石，而镌刻亦易，价亦与冻石等。
砚石，昔推岭南端溪石为第一，次则歙石，外此无别石也。近年来，苏州观音山有石可以琢砚。初出时，砚工就其石之体制为之，不拘方圆，假充古砚，人以重价购之，几与端砚等。其后市上卖者日众，价遂日贱，不能混淆古砚，体制亦从方圆，类于端、歙，其如石质稍粗，不堪珍玩，何故每方所值不过二三钱而已。
磁器，除柴、定、官、哥诸窑而外，惟前朝之成窑、靖窑为最美，价亦颇贵。崇祯初时，窑无美器，最上者价值不过三五钱银一只，丑者三五分银十只耳。顺治初，江右甫平，兵燹未息，磁器之丑，较甚于旧，而价逾十倍。最丑者四五分银一只，略光润者，动辄数倍之，而亦不能望靖窑之后尘也。至康熙初，窑器忽然精美，佳者直胜靖窑，而价亦不甚贵，最上不过值银一钱一只而已。自十三年甲寅之变，江右盗贼蜂起，磁器复贵，较之昔年，价逾五倍，美者又不可得。大概移窑于近地，工巧与泥水，种种不同，匪但迁乎其地，而弗能为良也。是时，民间复如顺治之初，富者用铜、锡，贫者用竹、木为制，然而所盛馔肴，不堪经宿，洗涤亦不能洁，远不如磁器之便。至二十七年戊午，豫章底定，窑器复美，价亦渐平，几如初年矣。向来底足下或一盏内，必书某朝某年精制，逮坏后沦落污泥溷堑中，或践蹈于马足车尘之下，而朝代年号，字画宛在，见者怵惕，而莫能救挽。至是建言者遂以为请。奉旨禁革，积年流弊，一朝顿洗，斯真度越百王之盛典，非特窑器之精已也。又有一种素白建窑，昔虽有之，而今为最广，体制花巧，价亦不甚贵，酒器最多，亦最宜，所值比楚窑稍浮，用者便之。
毡单，在明季若双红者，每条价纹银二两，单红者一两内外。自本朝以来，双红至精者，价不及一两，稍差者四、五钱一条，其嘉兴石门所制，每条不过值银二三钱而已。
郁金之贵，于经传见之，诗歌咏之，然未有如顺治、康熙初年之价者，则川广之乱甫平，百货未通，郁金一两值银二百余金，亦并无处可觅。犹忆邑绅张弘轩因封翁之病，药剂必需，用价二十两从平湖陆氏购得二分，其贵如是。后四方平定，价因渐减。至康熙二十五年丙寅，郁金一斤，值银不过八钱，一物之价，相悬如是，亦异矣哉！
真降香，前朝吊祭必用之，间或用于贵神之前，价值每斤不过银几分，不及一钱也。顺治之季，价忽腾贵，每斤价至纹银四钱外，吊丧非大富贵之家，概不用之。铺中卖者亦罕，故吊客俱以檀条官香代之，初用便于焚，咸谓适宜，后渐无香气。近年直以沙泥杂木屑为之，竟成废物，而海航市通，降香遂广，价亦几于复古矣。
◎种植
吾邑土高水少，农家树艺，粟菽、棉花参半。向来种粳稻有三种，而秫不与焉。其最贵者曰瓜熟稻，计渍种以及收成不过七八十日，大约三月终下种，六月中便可登新谷，收成后尚可种傋豆也，然而收数不能丰，最上之田，亩不能过三斛，故种者亦罕。其次早者曰百日稻，计渍种迄收成百余日，皆于立夏渍种，布散于水田，不必插秧成列，总谓之川珠，其性柔而甘味，惟吾东土有之，邻邑所无也。其晚者有白芒稻，则种秧于别田，夏至前后移种至田亩，成列分行，霜降时收割，谓之晚白稻，收数较丰。自顺治五年戊子秋虫灾后，往往既秀而为虫所蚀，农家惩此，相戒不种。近年从邻郡传至一种，曰香梗、曰沙梗，穗上俱有红芒，并性坚而粒大。香梗味香而尤美，收数亦丰，种法收成俱如晚稻，今参种之，较盛于川珠稻矣。
青靛，初出闽中。夏、秋两次之间，取其叶淘汁澄清，用染蓝青色，此地所无也。自顺治初年，八闽未平，福靛难致，有觅得其种者，按其法而种之，获利数倍。其后八闽尽归版图，福靛既多，本地所产又众，利亦微矣。况所染之色终不若福靛，故土靛价亦日贱，近年来，种者亦少。
烟叶，其初亦出闽中。予幼闻诸先大父云：福建有烟，吸之可以醉人，号曰干酒，然而此地绝无也。崇祯、之季，邑城有彭姓者，不知其从何所得种，种之于本地，采其叶，阴干之，遂有工其事者，细切为丝，为远客贩去，土人犹未敢尝也。后奉上台颁示严禁，谓流寇食之，用辟寒湿，民间不许种植，商贾不得贩卖；违者与通番等罪，彭遂为首告，几致不测，种烟遂绝。顺治初，军中莫不用烟，一时贩者辐辏，种者复广，获利亦倍，初价每斤一两二三钱，其后已渐减。今价每斤不过一钱二三分，或仅钱许，此地种者鲜矣。
糖蔗，取其浆为糖，产于江右、岭南诸郡，此地从未有也。康熙十五年丙辰春二月，广东兵叛，江西吉安道梗，糖价骤贵。吾邑滨浦，有人携得蔗种，归植成林，依法轧浆，煎成白糖，甚获其利；但糖色不能上白，想亦地气使然。其后平藩归正，广糖大至，然种蔗煎于此地，价犹贱于贩卖，故至今种者不辍，浦东六里桥、周渡一方最盛。
万寿果，一名长生果，向出徽州。近年移种于本地，草本蔓生，而果结如豆，每荚数颗，成实之后，采荚去壳，用沙微炒，以色淡黄为度，则味松而香，可充笾实，且以其名甚美，故宾筵往往用之，亦此地果中，昔无而今有者。
江西橘柚，向为土产，不独山间广种以规利，即村落园圃，家户种之以供宾客。自顺治十一年甲午冬，严寒大冻，至春，橘、柚、橙、柑之类尽槁，自是人家罕种，间有复种者，每逢冬寒，辄见枯萎。至康熙十五年丙辰十二月朔，奇寒凛冽，境内秋果无有存者，而种植之家，遂以为戒矣。
佛手柑，向出闽、广，江南绝无。自康熙九年庚戌，郡绅顾见山，十六年丁巳，吾家苍岩叔，相继榷关赣州，两家人种之于巨瓶载归，其枝叶与此地香橼无异，而垂实累累，金碧可爱，及移植土中，大概与香橼相似，畏寒亦相同，故鲜见有开花结实者。
树之可以编篱者，向惟冬青及槿。其他如桂、如柏，间或用之而不可多得。若杨枝细枝者，产自北土，以及浙之嘉禾，往往剪其条，去其皮，用作笆斗，此地未尝有也。顺治以来，吾乡始植，不过与嘉湖等用耳。其后村居种之，编成篱落，较于槿及冬青坚固过之，惟冬残叶脱时，望之不能葱翠，故今人往往间冬青而兼植之。
西瓜之产于吾郡者，向惟闵行、周浦称最美。顺治中，南桥一种，两头锐而腹圆，状类橄榄，名曰橄榄瓜，其味尤为香美，超出诸种之上。康熙甲寅，予馆于南桥，此时瓜味，较之昔年，稍觉平淡，询诸土人，云：昔年价昂而多利，故一本留瓜甚少，而滋溉极厚，培护亦力；今价日贱，故培溉亦不能如法，一本所留瓜数亦倍，所以味不及前，然较他处种类，犹远胜也。
冬兰，开花于冬月，叶如建兰而短小，出湖南诸郡。康熙戊申，吾友施缓宜佐道州归而带回，开于秋兰之后，草兰之前，而以蕙介秋兰之前，草兰之后，则四时之兰可以不绝，故乐得而种之，但风土不同，开花甚难，所谓迁乎其地，而弗能良也。
灯草，种于水田，茎如地栗，本昔惟产于浙江嘉、湖之境。今松江城外，往往种之。
当归，叶似牡丹而小，开花成串如紫藤，花圆满如小荷包，色姣红而吐丝，俗呼为西施牡丹，甚言其娇艳也。
桔梗，草本，叶锐而小，花如青莲色，清雅可玩。
天门冬，蔓生枝细，施于竹屏风上，如水松状，惜亦草本，秋冬不耐耳。
生地，草本，叶如粗枇杷而微圆，抽梗开花如茄花，红色稍深耳。此皆近年来见之，昔所无也。
水蜜桃，惟吾邑顾氏露香园有之，其种不知何自来，大者如小瓜，色红艳而味甘，每斤不过二三枚，其价值银一钱外，大约三四分一枚，年来传枝接本，种日广而味日淡，质亦渐小。今每斤有四、五枚，而价亦贱，不过四五分而已，然较他境贩来者，味犹甘美，相悬甚远也。
昔年吾乡作屏藩圃，惟槿与冬青，无所谓小枝杨也。顺治以后，始传其种，村落间往往种之，编篱取其易成，二三年即高与墙等，岁岁修结，亦颇坚固，至日久干老难结，则去本留根，一二年，嫩枝复长，又可重编，不异新种，此亦昔无而今有者。
◎钱法
钱法之坏，自私铸始，私钱无代无之，而惟崇祯时最盛。予生崇祯之际，通用新钱，无一佳者，所见之钱，惟嘉靖、隆庆两朝最为精美。嘉钱尚有二种，黄者如金，白者如银。隆钱尽如金色，皆以最美净铜铸就，体亦工致，明光焕发，一文约重钱外，此时便不可多得，盖为私铸者收去，杂以铅砂，更铸新钱也。然于折净白钱之中，往往有之。每当用时，拣选别贮，以为小儿玩弄。若万历钱，时虽盛行而体各异制，其精者或与嘉、隆等，而恶者则轻薄不堪，与时钱无异。泰昌、天启，享国日浅，钱不多行，式无甚美，亦无甚恶，惟铜质则递降耳。崇祯初，铜钱虽大，异乎隆、万，然而京局所铸，大小轻重犹是，若京师每千价银一两二钱，外省犹兑九钱一千，与嘉、隆、万、启钱，间杂通用。其后私铸盛行，钱色日恶而价亦日贱，驯至十三年戊寅夏，价至六钱耳。百货腾贵，庚辰、辛巳之间，递减至四、五钱一千。癸未而后，每千兑银不过三钱有奇，而钱之所重每千不过三斤有零而已。迨乎乙酉，大兵既下江南，前朝之钱，废而不用。是时，每千值银不过一钱二分，较之铜价且不及，而钱之低薄虽鹅眼纟延缳不能喻矣。顺治通宝初颁，官实每千准银一两，然当钱法敝极之后，奉行甚难。藩司所颁制钱，有司强令铺户均分，铺户明知亏本，不得已而酌量分铺市价，实未尝用通，以故有司亦不便多颁，而民间所用惟七一色之低银。至八年辛卯，每千值银止值四钱八分，其后渐增，亦不能至五、六钱，积轻之势使然耳。迨康熙初，始命京省各开局铸钱，钱背明著直省，字兼满，汉，体重工良，直出嘉、隆之上，但铜之精美远不及前，而价定每千值银一两，令民间完纳钱粮，大约十分之中，银居其七，以解边钱居其三，以备支放，编诸会计由单，当官收纳，于是钱价顿长，价至每千兑银九钱有奇，民间日用文作一厘，谓之厘钱，公私便之。至十二年甲寅，四月，闻八闽之变，三吴钱价顿减，初犹五、六钱一千，后直递减至三钱。积钱之家，坐而日困，典铺尤甚，有司虽严禁曲喻之而不可挽。十五年以后，封疆渐宁，钱价以次渐长，十七、八年之间，每千价银又兑至八钱七、八分及九钱二、三分，几乎厘钱矣。二十年以后，私铸复盛，钱复滥恶，每千所重，至恶者亦不过二、三斤，价犹值银八钱外，其官局厘钱，每千价银几及一两，甚有一两另四分者，恐奸人收兑以为私铸之计。若不严禁私钱，将来钱法之坏，有不可言者，当事所宜留心也。
康熙二十三年甲子，上以私钱滥恶，疑钱局匠役私铸射利，特逾中外地方官严禁，如有仍行使用者，不论钱数多寡，重则枷号毕，流徙尚阳堡，官不觉察者同罪，现今贸易小钱，限一月内照铜价交于地方官收给。既而浙江武举朱士英开垆私铸，被参拿问，私钱顿贱，官钱每千几值纹银一两二钱矣。二十六年后，私钱复渐流行，制钱价遂递减。至二十八、九年间，每千不及值银一两。二十九年二月，私钱之禁复严，市中不复通用，积弊为之一洗，制钱每千价至纹银一两二、三分，庶几复旧。
●卷八
◎冠服
一代之兴，必有一代冠服之制，其间随时变更，不无小有异同，要不过与世迁流，以新一时耳目，其大端大体，终莫敢易也。如前朝职官公服，则乌纱帽，圆领袍，腰带，皂靴。纱帽前低后高，两傍各插一翅，通体皆圆，其内施网巾以束发，则无分贵贱，公私之服皆然。圆领则背有锦绣，方补品级，式样与今之命服同，但里必有方领衬摆，不单着耳。腰带用革为质，外裹青绫，上缀犀玉、花青、金银不等，正面方片一两，傍有小辅二条，左右又各列三圆片，此带之前面也。向后各有插尾，见于袖后，后面连缀七方片以足之，带宽而圆，束不著腰，圆领两胁，各有细钮贯带于巾而悬之，取其严重整饬而已。一、二品金镶犀角，三品花金，四品素金，五品花银，六、七品素银，八品以下用明角。乌角玉带惟帝后及太子、亲王、郡王用之，其余大臣必赐而后敢服，则与今制异也。其举人、贡、监、生员则俱服黑镶蓝袍，其后举、贡服黑花缎袍，监生服黑邓绢袍，皆不镶，惟生员照旧式。然进士殿试后，犹服镶蓝袍，入谢毕，始易冠带，则知花素缎袍乃后人假借，未必皆命服矣。闻举人前辈俱带圆帽如笠而小，亦以乌纱添里为之，予所见举人与贡、监、生员同带儒巾，儒巾与纱帽俱以黑绉纱为表，漆藤丝或麻布为里，质坚而轻，取其端重也。举、贡而下，腰束俱蓝丝绵条。皂靴与职官同。典吏则戴吏巾。如今之神庙中所塑施相公巾式，黑素绢圆领、条靴。举、贡、监生同。其上台门下，则有中军巡捕官，冠棕结草帽如笠而高，服大红斗牛锦绣以壮观。其衙门杂役，如皂隶则漆布冠岸帻，而网巾外见，旁插孔雀翎毛，服下截细褶青布衣，腰束红布织带。捕快则小帽青衣，加红布背甲于外，腰束青丝织带。舆隶之属，则戴毡笠上插鹭尾，威仪秩秩矣。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，俱戴四角方巾，服各色花素、绸、纱、绫、缎道袍。其华而雅重者，冬用大绒茧绸，夏用细葛，庶民莫敢效也；其朴素者，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，隶人不敢拟也。其后巾式时改，或高或低，或方或扁，或仿晋、唐，或从时制，总非士林，莫敢服矣。其非绅士而巾服或拟于绅士者，必缙绅子弟也。不然，则医生、星士、相士也。其后能文而未入泮雍者，不屑与庶人伍，故亦间为假借，士流亦优容之，然必诗礼之家，父兄已列衣冠者，方不为世俗所指摘，不然将群起而哗之，便无颜立于人世矣。其市井富民，亦有服纱绸绫罗者，然色必青黑，不敢从新艳也。良家清白者，领上以白绫或白绢护之，示与仆隶异。所戴之冠，夏则结棕，六版圆幅，价值数金。贫者或用漆单纱，其色同。冬则绒毡小帽。其内衣，冬夏无不服裙，不分贫富贵贱皆然。道袍大概绸用单做，戎褐茧绸用夹里，后则俱以花纱白里为之，单绸若将不屑，不独士林为然矣。花云素缎，向来有之，宜于公服。其便服则惟有路绸、瓯绸、绫地、秋罗、松罗、杭绫、绉纱、软绸以及湖绸、绵绸。夏惟有生纱、硬纱、生罗、杭罗而已。其后有软机纱、番纱、线纱、永纱，皆因一时好尚，群相和从耳。若寒士则惟以白布袍为常服，加以乌巾朱履，较之盛服而冠庶人之帽者自贵，缙绅接见，亦自起敬，列于峨冠博带之中，容相安也。其仆隶、乐户，止服青衣，领无白护，贵贱之别，望而知之。公私之服，予幼见前辈长垂及履，袖小不过尺许，其后衣渐短而袖渐大，短才过膝，裙拖袍外，袖至三尺，拱手而袖底及靴，揖则堆于靴上，表里皆然，履初深而口几及踊，后至极浅，不逾寸许。此余所及见前朝冠服之制也。
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，克定江南时，郡邑长吏，犹循前朝之旧，仍服纱帽圆领，升堂视事，士子公服、便服，皆如旧式。惟营兵则变服满装，武弁临戎亦然，平居接客则否。故剃发之后，加冠者必仍带网巾于内，发顶亦大，无辫发者但小帽改用尖顶，士流亦间从之。至三年丙戌春暮，招抚内院大学士亨九洪公承畴刊示严禁云：岂有现为大清臣子而敢故违君父之命，放肆藐玩，莫此为甚！于是各属凛凛奉法，始加钱顶辫发，上去网巾，下不服裙边，衣不装领，暖帽用皮，凉帽用簟，俱上覆红纬，或凉帽覆红缨，一如满州之制。然而细缎织锦，僭及龙衮，遍身刺绣，或施鸾凤，夸多斗靡，竞为华丽，上下无章，公私无别，草昧之初，莫知禁令也。至六、七年间，始颁命服之制，冠加高顶，一品装以红玉，镶嵌东珠三颗；二品蓝玉，东珠一颗；三品红宝石；四品蓝宝石；五、六品水晶，皆用金镶，高低不等。七品金；八品以下银，下至典吏，则用明角葫芦，以章贵贱。其举、贡、监生、生员则用金银飞雀，以期其飞鸣之意。带则紧束于腰，缀以金玉银角，方圆四片，一、二品玉；三、四品金；五品花银；六、七品素银；八品银镶乌角；九品而下乌角不镶。举、贡、监生，银镶明角，生员银镶乌角。其命服则即满袍加以前后绣补，一如前代之式，文臣一、二品仙鹤、锦鸡；三、四品孔雀、云雁；五品白鹇；六、七品鹭鹚、涑；八、九品以逮杂职则鹌鹑、练鹊、黄鹂而已。武臣公、侯、伯则麒麟、白泽，一、二品狮；三、四品虎、豹；五品熊；六、七品彪；八、九品以下海马、犀牛。其衔加宫保者，则如文臣一品之服。凡龙凤锦绣织文，一概禁止，如有僭干者，罪及制造之家。于是命服始有定式，莫敢僭越。然而便服裘帽，惟取华丽，或娼优而僭拟帝后，或隶仆而上同职官，贵贱混淆，上下无别。迨康熙九、十年间，复申明服饰之禁，命服悉照前式：貉、裘、猞猁、狲，非亲王大臣不得服；天马、狐裘、装花缎，非职官不得服；貂帽、貂领、素花缎，非士子不得服；花素绫绸纱及染色鼠狐帽，非良家不得服；所不禁者，獭皮、黄鼠帽，素绸罗绢及茧绸葛布、三梭细布而已。其职官及举、贡、监生、生员之父，除公服而外俱得并从子服。职官及举、贡、监生、生员之子，除公服而外，俱得并从父服。禁令初颁，一时翕然儆畏，恪守凛遵；但旧服尚存，新不及制，好事之徒，或挟仇举首，或借端索诈，或恣肆抢夺，狱讼纷起，京师尤甚，当事患之，不逾年而遂弛其禁。于是服饰之华丽，又复惟力是视，而守礼谨饬者，或自知循分焉。袍服，初尚长，顺治之末短才及膝，今则又没髁矣。暖帽之初，即贵貂鼠，次则海獭，再次则狐，其下者滥恶，无皮不用。然当日所谓海獭即今之染黑狸皮，但初用时皆精选，故价至每顶纹银二两，戴者甚少。其后日渐滥恶，乃以黄狼皮染黑名曰骚鼠，毛细而润，老者类貂，一时争用，骚鼠贵而海獭贱，无人非海獭帽，今骚鼠之阔口者，每顶亦值银二两，然无人非骚鼠冠，而海獭非乡愚极贫之人不冠矣。康熙十五、六年之间，江甯新制剪绒帽，色黑而细密，长阔宛如骚鼠，其价最精者不过值银三、四钱一顶，士林往往用之。康熙二十三年，京师始尚海龙皮，毫短而劲，色黝而明，初价每顶四五金，年来减半，意即真海獭皮所染也。缎袍外套，向俱装锦缎，用色里夹做。康熙而后，大半皆单，时小戎已不用，即茧绸亦单做矣。花缎初用团龙，禁后用大小云朵，今用大小团花，飞雀、山水景。夏布初用满龙、团龙纱，禁后用官纱、宫纱，既而用素幅秋绢纱，今用广绢、广纱、绒纱、葛纱、巧纱、漏地纱，大概俱尚整矗，虽便服无异于公服也。凉帽初尚扁而大，后尚高而小，既又尚高而大，旋复尚扁而大，今则又尚高而小矣。帽胎，顺治三年始也，未有卖者，俱剪藤编篾席为之，后用细草编成，造自北方，至南而加里发贩，京师有同类而最精细洁者，名曰得勒粟，每顶银三四两，而红纬不与焉，外省罕有。今或以白纱绫为表者，庶乎似之而价不过与常帽等，亦用纯代麻之意耳。帽顶，大红丝纬，初用拆缎，取大红缎拆其经，取其不易乱，拆丝一两，值银一两，后径以散纬或双丝染大红，每两价银二三钱者亦佳。凉帽顶或用红缨，初价不甚贵，而缨亦粗硬，后用皮缨、胎缨，价始贵矣。胎缨一两有值银七八钱者，皮缨半之。今有西宁长缨，细润而真正大红色久不变者，凉帽一顶，值银三十余两，惟当途显者用之。第恐习俗移人，几年之后，染贩者广，价必渐减，效颦者又将争起耳。
昔年花缎惟丝织成华者，加以锦绣，而所织之锦，大率皆金缕为之，取其光耀而已。今有孔雀毛织入缎内，名曰毛锦，花更华丽，每匹不过十二尺，值银五十余两。康熙二十四、五年间，京师衣又渐短而外套渐长，昔年外套短者及脐，长不过膝，今短于袍不过五寸矣。暖帽复尚海鹿皮，毫健而齐，黑而光，疑即昔年所尚之海獭皮，今易其名耳，每顶值银三、四两，始自京师，初来吴下，价亦渐贬，佳者不过二两五钱，然老成人以为不足取也。
◎内装
昔贾长沙伤时之僭，曰：娼优下贱，得为后饰。盖男子僭于外，法可以禁止。妇女僭于内，禁有所不及。故移风易俗者，于此尤难。原其始，大约起于缙绅之家，而婢妾效之，浸假而及于亲戚，以逮邻里。富豪始以创起为奇，后以过前为丽，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，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。或中人之产，营一饰而不足，或卒岁之资，制一裳而无余，遂成流风，殆不可复，斯亦主持世道者所深忧也。余幼所闻，内饰犹朴。崇祯之际，渐即于侈，至今日而滥觞极矣。今姑略举数则，以示世风之变，俾有识者阅之，用兴鉴戒焉。
膏沐为容，古来不免。然而绸直如发，匪伊卷之，此风予犹及见也。崇祯之间，始为松鬓扁髻，发际高卷，虚朗可数，临风栩栩，以为雅丽。顺治初，见满装妇女，辫发于额前中分向后，缠头如汉装包头之制，而加饰于上，京师效之，外省则未也。然高卷之发，变而圆如覆盂，蝉鬓轻盈，后施缎尾，较美于昔年。束发直上指，前高逾尺，数鬓掩颧，数载之前，始见于延陵，时以为异，今及于吾乡，遍地皆然矣。
余幼见前辈冠髻高逾二寸，大如拳，或用金银丝挽成之。若乌纱者，顶上装珠翠沿口，又另装金花衔珠如新月样，抱于髻前，谓之插梳。其后变式，髻扁而小，高不过寸，大仅如酒杯，时犹以金银丝为之者，而插梳之制遂废。银丝髻内映红绫，光采焕发，且别于素色也。崇祯之末，髻愈大而扁，惟以乌纱为质，任人随意自饰珠翠，不用金银。顺治初，营中眷属，往往纯以金银为之，金者镂花，银者珐琅及烧染紫金色花，饰于髻顶，想亦北方之习，松俗则否。年来髻式不一，或纸胎纱表，或铜丝为质，装成花朵，以天鹅绒为表，样各不同。总之，高不过二三分，大几及尺，装珠贴翡，必选极精，不以多为贵矣。康熙二十五、六年后，又尚扁小，高不过一二分，径不过二寸许耳。
今世所称包头，意即古之缠头也。古或以锦为之。前朝冬用乌绫，夏用乌纱，每幅约阔二寸，长倍之。予幼所见，皆以全幅斜褶阔三寸许，裹于额上，即垂后，两杪向前，作方结，未尝施裁剪也。高年妪媪，尚加锦帕，或白花青绫帕单里缠头，即少年装矣。崇祯中，式始尚狭，遂截半为之，即其半复分为二幅，幅方尺许，斜褶寸余阔，一施于内，一加于外，外者稍狭一二分，而别装方结于外幅之正面，缠头之制一变。今裁幅愈小，褶愈薄，体亦愈短，仅施面前两鬓，皆虚以线暗续于鬓内而属后结之，但存其意而已。或用黑线结成花朵，于乌绫之上，裁剪如式，内施硬衬亦佳，至有上用红锦一线为缘，而下垂于两眉之间者，似反觉俗。
首饰，命妇金冠，则以金凤衔珠串，隆杀照品级不等，私居则金钗、金簪、金耳环、珠翠，概不用也。以予所见，则概用珠翠矣。然犹以金、银为主而装翠于上，如满冠、捧鬓、倒钗之类，皆以金银花枝为之而贴翠加珠耳。包头上装珠花，下用珠边口，簪用圆头金银或玉。高年者用玛瑙，既而改用金玉凤头簪，口衔珠结串，下垂于鬓，后用金银珠林，体式斜方而不用玉，今径用金扁方矣。花冠、满冠等式，俱用珠花。包头上用珠网束发，下垂珠结宝石数串，两鬓亦以珠花、珠结、珠蝶等捧之。碗簪所以定冠髻，初尚极大，玉质，镶金银装珠，后尚小，而以蜜珀镶金缀珠，或间用侧簪，金乃用团花，或纯金不镶而装珠翠。大抵有余之家，必选赤色精金及大白圆珠为首饰，寒素者宁淡装无饰而银花珠翠竟不屑用，虽亦世风之一变，然而势极必反，未始非返朴之机也。
命妇之服，绣补从夫，外加霞帔、环而已。其他便服及士庶妇女之衣如、丝、纱、缎、绸、绢、绫、罗，一概用之，色亦随时任意，不大迳庭也。然余幼见前辈内服之最美者，有刻丝、织文。领袖襟带，以羊皮金镶嵌。若刺绣则直以彩线为之，粗而滞重，文锦不轻用也。其后废织文、刻丝等，而专以绫纱堆花刺绣。绣仿露香园体，染彩丝而为之，精巧日甚。时惟大红为礼服而不轻用。未几，遂以为常服。甚而用锦缎，又甚而装珠翠矣。然惟缙绅之家用之。寝淫至于明末，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，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。今则田家村妇介之于青衫裙布之间矣。夏日细葛、纱罗，士大夫之家常服之，下而婢女不轻服也。崇祯之间，妇婢出使服之矣，良家居恒亦服之矣。自明末迄今，市井之妇，居常无不服罗绮，娼优贱婢以为常服，莫之怪也。袖初尚小，有仅盈尺者，后大至三尺，与男服等。自顺治以后，女袖又渐小，今亦不过尺余耳。绣初施于襟条以及看带袖口，后用满绣团花，近有洒墨淡花，衣俱浅色，成方块，中施细画，一衣数十方，方各异色，若僧家补衲之状，轻便潇洒，恐非象服。守礼之家，不必效之也。本朝女服，无异丈夫，公私皆同，可以通用。
内装领饰，向有三等：大者裁白绫为云样，披及两肩，胸背刺绣花鸟，缀以金珠、宝石、钟铃，令行动有声，曰宫装；次者曰云肩；小者曰阁鬓，其绣文缀装则同。近来宫装，惟礼服用之，居常但用阁鬓而式样亦异，或剪彩为金莲花，结线为缨络样，扣于领而倒覆于肩，任意装之，尤觉轻便。
环，以金丝结成花珠，间以珠玉、宝石、钟铃，贯串成列，施于当胸。便服则在宫装之下，命服则在露帔之间，俗名坠胸，与耳上金环，向惟礼服用之，于今亦然。其满装耳环，则多用金圈连环贯耳，其数多寡不等，与汉服之环异。
裳服，俗谓之裙。旧制：色亦不一，或用浅色，或用素白，或用刺绣，织以羊皮，金缉于下缝，总与衣衫相称而止。崇祯初，专用素白，即绣亦祗下边一二寸，至于体惟六幅，其来已久。古时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是也。明末始用八幅，腰间细褶数十，行动如水纹，不无美秀，而下边用大红一线，上或绣画二三寸，数年以来，始用浅色画裙。有十幅者，腰间每褶各用一色，色皆淡雅，前后正幅，轻描细绘，风动色如月华，飘扬绚烂，因以为名。然而守礼之家，亦不甚效之。本朝无裙制，惟以长布没履，无论男女皆然。
膝袜，旧施于膝下，下垂没履。长幅与男袜等，或彩镶，或绣画，或纯素，甚而或装金珠翡翠，饰虽不一，而体制则同也。崇祯十年以后，制尚短小，仅施于胫上，而下及于履。冬月，膝下或别以绵幅裹之，或长其裤以及之。考其改制之始，原为下施可以掩足，丰趺者可以藏拙也。今概用之纤履弓鞋之上，何哉？绣画洒线与昔同，而轻浅雅淡，今为过之。
弓鞋之制，以小为贵，由来尚矣。然予所见，惟世族之女或然。其他市井仆隶，不数见其窄也。以故履惟平底，但有金绣装珠，而无高底笋履。崇祯之末，闾里小儿，亦缠纤趾，于是内家之履，半从高底。窄小者，可以示美；丰趺者，可以掩拙。本朝因之，满装则否。康熙之初，禁民间女子，不许缠足，然奉行者固多而习俗相陈，亦一时不能遽变者。迨八年己酉，复除其禁。至今日而三家村妇女，无不高跟笋履，纤趾愈多而藏拙者亦复不少。惟生长田间，老成持重者则仍旧耳。
◎文章
朝庭以八股文章取士，士子进身，率由乎此，非特空言文字而已。世运不能无迁流，则文运不能无升降，理势使然。前朝之文，嘉、隆以前，无得而议。自万历末而文运始衰。启、祯之际，社稿盛行，主持文社者，江右则有艾东乡南英、罗文正万藻、金正希声、陈大士际泰；娄东则有张西铭溥、张受先采、吴梅村伟业、黄陶庵淳耀；金沙则有周介生钟、周简臣铨；溧阳则有陈百史名夏；吾松则有陈卧子子龙、夏彝仲允彝、彭燕又宾、徐暗公孚远、周勒卣立勋，皆望隆海内，名冠词坛。公卿大夫为之折节缔交，后生一经品题，便作佳士，一时文章，大都骋才华，矜识见，议论以新辟为奇，文词以曲丽为美，当好尚之始，原本经传，发前人之所未发耳。逮其后，子史佛经，尽入圣贤口吻；稗官野乘，悉为制义新编。六经四子，任意诠解，周、程、朱注，束之高阁。朝庭亦厌其习，严饬学臣厘正，故于试卷面页，必注恪莲明旨，引庄、列杂书，文体怪诞者不录。时方禹修先生正守吾郡，与几、求二社诸名士，交好莫逆，然亦以为非文家正体，特作文训，手选真文章发刻以正之，然而流风已成，究不能改。迨甲申、乙酉之际，愈趋愈甚，儒生学问，必讲入帝王事功，以为冠裳佩玉也。理义精微，而必援引古今散事，以为宏词博洽也。集古文之事以成句，不以为生涩而以为新。取后世之事以实经，不以为粗疏而以为警。文体大坏，而国运亦随之矣。本朝以武功定天下，世祖章皇帝投戈讲义，文章取士，悉因明制，惟禁社稿。自顺治乙酉、丙戌，迄于丁亥，乡会再举，即其制义醇雅者固有之，而夙习不能遽变，一二好奇之士，主持选政，丁亥房书，句琢字雕，用古而必欲使人难解，用字而必欲使人难识，犹忆予曾读《君子不重文》，而篇中二最佳句曰：“青青之讽，黄黄之美。”盖本于《诗》青青子衿以讥佻达，狐裘黄黄以思都人。《士也庶矣哉章》一题，而篇中有云：“微君之故，胡为乎草黄？微君之故，胡为乎鸟黄？”盖谓君不能富民而使之流离困苦，因用《诗》“何草不黄，黄鸟黄鸟”句也。如此词意，犹属易解，其他不可解而可笑者，难以枚举。大抵杂引《路史》诸书，易之以子云奇字，便是投时之制艺。一时家弦户诵，脍炙人口，后生趋之，惟恐不及。时予曾作《举伊尹》二句，题中二语云：“凤雍雍兮，狐乌其遁？麟振振兮，豺虎其投。”对云：“兰载采兮，灾氛其祓！见载见兮，雨雪其消！”大为质友所鉴赏，评云：如此手笔，不必恨吾不见古人，当令古人恨不见我也。然就余握管时，原为风气使然，不能违俗耳，明知非文章正格，故常戏语同人曰：“今人见前二十年文，往往指其疵处，以为笑语。夫二十年前文，不过字句陈腐耳，其笑有限，如今所称绝妙好文，留俟二十年后，吾不知人又更当如何笑也。”不意甫越岁余，中堂江公渊特疏题参操选政者，两榜名公，悉皆禁锢，其附名者，几至不测。己丑会场，文风不变，义必本经，说必宗传，中式墨卷，皆清正简洁，揣摩之家，始得正宗。予尝问同郡先达周釜山先生曰：“先生乡会场制义，如出两手，何也？”釜山笑曰：“此即世人所笑，吾之胸中无成见也。当乙酉之役，非此等文不售，故不得已而为之。若己丑而仍守此技，至今终老青衫矣。”然而前辈指授之功不可忘。予自丁亥下第，己丑再上公车时，座师成青坛先生遣人侦余，一到都门，即要余到寓，手授拟题四十课，余日呈一艺，凡关昔日习气语，必力为批评，是科会场首题，亦在拟中，余呈文时，先生只取一小讲，其余一概点窜。及入闱，首题既得，心识先生之教，惟开讲不另作，其余皆在场中重构思也。故得中式，此则如出两手之所由来耳。自是而后，壬辰、乙未、戊戌、己亥，四科之文，可称彬彬极盛。至庚子、辛丑，清新俊逸，固不可及，然而气渐流于单薄。康熙癸卯，遂即卑靡而八股之制亦废矣。八股废而取士专用策论，小试先论后策，乡会试初场试策五道，二场四书经论二篇、表一、判五，改三场为两试，盖欲崇实学，黜浮华也。司衡者即论亦必尊经重注，不得仍前驰骋，虽非八股之体，亦聊存八股之意耳。其如习俗已成，势难猝挽，即为策论亦半属油腔。至八年己酉，复用八股试士而文品之卑靡日甚，即有一二名家，不克自振也。如理学题则一比知，一比行，不必开卷而知之矣。事功题则一比内圣，一比外王，不待展卷而亦知之矣。如讲仁义，则必曰始之以心见理，继之以心见心，以天下藏于吾心，而不见其有余，以我心周乎天下，而不见其不足。如吸下则必曰我虽未知□□者何如，然亦不妨取□□而先言之也。如开讲擒题，则必曰是未尝即其□□之□而深思之也，又不言□无非言□，吾将言□□之人，先言□□之人。诸如此类，难以悉数。总之，习成一派套语，俟题到手，仿佛铺衬，不必构思，方称佳作。且局必叠床，股必合掌，起讲之意，篇内重言，起比之意，中后复见，出股天地，对即乾坤，出股圣贤，对即明哲，一篇八股，意只四股，四股之意，尚有叠用，师以是为枕中秘传，父以是为家学妙诀。小试场屋，用之辄售，而文品之恶滥，至此极矣。当时合肥龚芝麓先生为大宗伯，典庚戌会试，深恶此种，力为排斥，起衰振敝，庶几稍变。公念文风之坏，盖由选家，专取伪文，托新贵名选刻，以误后学，因督学词臣蒋虎臣超疏请严禁伪文，遂为覆准。定例：凡乡会程墨及房稿行书，必由礼部选定颁行，各省试牍必由学臣鉴定发刻，如有滥选私刻者，选文之人，无论进士、举人、监生、生员、童生，分别议处，刊示颁行。是科，选家为之寂然，部颁房书，出力洗恶习，然其中又不无矫枉过正，虑开庞杂之端，而积年靡调，亦一时不能顿改。至壬子、癸丑，吾吴韩元少联取巍科，以雄文振起，天下始翕然改心易虑，思为矫世革俗。己酉、庚戌之习，为之廓清。乙卯、丙辰，始即醇正，学者亦慕先正大家，前朝如顾泾阳宪成、归震川有光、金正希声、黄陶庵淳耀、周介生钟。本朝如熊钟陵伯龙、史立庵大成诸先生稿，翻刻盛行，鸡林为之纸贵。丁巳、戊午，连举乡试，文亦各省不同，然好高者恐流为崇祯庚辰、癸未，守卑者未能尽去康熙己酉之习，揣摩家不可不加谨，主持文教者不可不留心提防也。二十年辛酉七月，科臣莫大勋题准，文取醇正，不尚离奇，字限六百五十，不得逾越，违者场中不许中式，一时文士，复翕然思变。
◎交际
交际之礼，始乎情，成乎势，而滥觞于文。以情交者，礼出于情之所自然，即势异、文异而情不异；以势交者，礼出于势之所不得不然，故势异、文异而情亦异。二者不同，要各有为。况虽有至情，不能违势，虽因时势，未必无情，未可以是概风俗之盛衰，人心之厚薄也。独是不由乎情，不因乎势，而徒视为具文，即其交际之时，已无殷勤之意，宁待情衰而礼始衰，势异而礼始异耶？视为具文者，惟知有文不知有礼，遂至虚文，甚而于义无所取，彼谓既以为文交，原不必有所取也。推此志也，大之僭礼乱乐，小之匿怨而友，世道人心，尚堪问哉！因略举交际数端，以俟明礼之君子，有所择焉。
前朝乡绅，凡两榜出身者，无论官之尊卑，谒抚、按俱用名帖抗礼。即乙榜而选授京职，或外而两司及郡县部官、资郎而至两房中书者亦如之。其由举、贡、监生选授府佐及京职散员者，止在郡县交际，不便与抚、按两台晋谒矣。其他杂职，即郡县亦不交际也。本朝顺治年间亦然。至康熙初，乡绅与督、抚两台交际，始分等职，不论出身。京官自部曹、中、行、评、博而上，用名帖。外官自藩、臬而下，俱用名揭，几与现任等。用帖者，两台答拜。用揭者，只用名帖致意，不答拜矣。
前朝乡绅，凡科甲出身者，无论爵之尊卑，郡县俱答拜。贡、监起家者，则但以名帖致意。贡、监未仕者谒郡守，俱用名揭，国初亦然。自顺治季年，李公茂先以明经来守吾郡，凡明经授职者，一概答拜，未授职者，亦用名帖。以后凡贡、监授职者，俱答拜矣。旧例：缙绅设席延郡守，即公宴主席亦不及孝廉。今明经、太学，交情相契者，有席必赴矣。令长更不必言。
前朝乡绅相见，大概必着公服，晋谒当事更不必言。今乡绅入宾馆俱便服矣。现任官升堂视事，必着公服，接见宾客，更不必言。今现任官，除新任朝祭及朔望谒庙行香参谒上台而外，俱不着公服矣。惟学臣临试，则如旧服。昔举、贡、监生、生员谒官长，俱必公服，遇大礼必公服，平时交际及见武弁、县佐则否，而县佐、武弁必以公服接之。有讼赴公庭，则降同氓庶之服。当新婚假仪，则加本身服色一等，不为僭也。今举、贡、监生、生员，除谒本管上台而外，俱不用公服，讼亦无降服，惟新婚假仪则同。
前朝守制乡绅，谒当事，见宾客，必麻冠丧服，轿伞俱用白布。本朝丧服，惟去帽上红顶，不着衰麻，故缙绅守制者，谒当事亦然。轿伞亦不用白而改用绿绸，若雨天然。见宾客则或用素服，上加黑色外套。
予幼闻前辈名帖，眷字亦不概用。犹及见乡老致徽商帖，止称乡侍生。浙友止称侍生。谦者加教字。必兼亲者，方加眷字。至于通家、年家，非实有可据，断断不轻用也。崇祯以后，渐以通家假借代眷字矣。明末同社称眷社弟，拜盟者称眷盟弟。本朝顺治初年，同辈一概称眷盟弟，即同乡各省者皆然，然而年家不轻用也。至顺治四、五年间，年家亦渐有假借矣，然惟缙绅之家用之，以后迄今，凡三教九流投名帖者，无不称年家矣。
前朝贡、监、生员与武弁往来，即总戎亦止投侍教生名帖，晚字不轻用也。降而参、游，更不必言矣。本朝顺治初年，见总戎而上，俱用揭帖，副将而下始用名帖，然于副总兵、参将，必加晚字，或用治字。顺治十八年，吾邑特设水师副总兵及川沙营参将。水营与同学诸生相见，俱用名帖抗礼。独川沙参将，部选未来，抚标先有委署者，傲慢无礼，欲以师生接礼，诸同学与之力争，始得不屈。后部选惠元功桢祥，以元戎世胄子，荫补专阃，与诸同人相见，情甚款洽，竟从抗礼，然止以通家侍生名帖致意，不到门答拜。继任任公履素元礼以右都督来掌川沙营事，谦和更甚，改用通家侍弟名帖，必到门答拜。其后水营以康熙三年题定文武相见仪注，县令见副总兵俱用名揭，学师亦从而用揭，渐欲诸生易揭帖，其有事干求者，往往易之，平交者则照旧用帖。未几，而水师奉命撤回崇明，今虽游、参，俱抗礼矣。
前朝郡守、县令与总戎相见，俱抗礼，帖用侍生，公文用移会，参、游而下，大抵亦然。本朝顺治初年，县令见总戎，始用名揭，郡守则否。其后，松郡改设提督，郡守始用晚生帖，府佐始用衔帖，虽骄悍如马惟善，不能异也。至康熙三年，新定文武相见仪注，郡守见文武总兵官，改用名揭，公文用咨呈，至今因之。
前朝监生、生员与县令交际，得用治下门生名帖，分宾抗礼。惟附郭县则用揭庭参，一跪一揖，稍杀于郡守也。以余所见，则附郭与外县，俱用名揭，相见俱长揖，而无跪礼，坐则诸生俱面向西，而令长独坐面南东向，略存师生之意。今生员用揭如旧，而监生则改用名帖，然亦惟缙绅于弟则然，其余用揭者有之，用上衔帖、下衔帖者亦有之。
昔年平等庆贺往来，单红全柬，非新亲不用；单红单帖，非京官不用。犹忆吾乡一孝廉，北闱中式，下第而归，用单红单帖拜客，人讥其僭。此在崇祯末犹然。时寻常单帖，止用五印花纸，其后用松城五云轩、精一轩所造拱花着色白单帖则华丽极矣。其全红古折，通用砂红纸，不以为陋也。今单柬全红古折，俱用双红；单红或用京式衢红。其先各色花单帖及花红全折，市中几不屑卖矣。
昔年副启体制，长短与全柬同。柬书名，启书事，故以副封名。百年以来，俱用蓝色花格，吾犹及见于旧笑中。崇祯中，始用红条格。蓝者，惟居丧时用之。顺治初，改用寸楮，大小不过如全柬四分之一，配以小全柬亦如之，或止以单帖引名。其后京中用色启，稍大于寸楮，而究小于旧启，引名或单帖，或全柬，俱照此式，仪状亦然。今不特京师亦用之矣。
昔年写单帖俱用全折，于名下用顿首拜。顺治之初犹然。至五、六年间，始于单帖上去顿首，止写拜字。其守制者，无论喜庆红帖，则俱写制字，而以浅色纸签名实帖，不书稽颡拜。自顺治末年，守制者红帖上去制字及稽颡字，改称从吉而不粘色纸签名矣。守礼之家，或仍其旧，世俗反以为固执，而不自知其非也。
喜庆贺礼，向来有之。盛者杯币以及羹果而已。今或间用羊、酒。营中往往用面。其祝寿桃糕，上插八仙，昔年亦有之，然第存其意耳。今吾郡所制，精巧异常，须眉毕见，衣褶生动，俱以染色面为之，可久而不剥落，前此未尝有也。人物专取吉祥，故事亦不拘泥八仙。
丧祭吊奠，向来看卓亦尚精巧，然不过以泥塑人物，彩绢装成山水故事，列于筵上，以示华美而已。自顺治以来，即以荤素品装成人物模样，备极鲜丽精工，宛若天然生动，见者不辨其为食物，亦莫辨其为何物矣。一筵之费，多至数十金，饰一时之观，须臾尽成弃物，殊为虚费，其如习俗已成！苟有其力者，以为不如是便成简略不敬，君子所以严奢丽之源也。
前朝两榜乡绅拜客，除亲戚故交照常投帖外，其泛然士流，俱用眷侍生名帖。士林拜两榜乡绅，亦除亲戚故交照常外，其泛然交际俱用眷晚生名帖，不论先后进年齿也。乙榜次之，资郎更次之。大概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矣。至本朝而两榜乡绅非齿爵极高者，无投侍生名帖之事，即间用之，市井吏胥尚以为傲而哗然非议之，况士林乎？诸生谒两榜乡绅，非齿爵极尊者，不屑投晚生名帖，间用诸过客而尊者，往往粘还晚字，况乙榜及资郎乎？其尊行致幼辈向止用眷教或眷生，谦者称眷侍教生。今虽白叟致黄童，无不称眷弟。甚至姑夫致内侄，表叔致表侄，年伯致年侄亦然，其他父执，又不必言矣。
前朝乡绅，如大司成致仕回籍，无论南雍、北雍，凡贡、监生往谒，必着公服，用名揭，乡绅北面坐，客西面坐，不论年齿也。如督学使者回籍候补或内升给假归里，无论各直省诸生见之亦然。自顺治中，吾郡张蓼匪视学两浙，宋直方视学八闽而回，此礼不行，以后遂为故事，竟同泛然乡绅矣。
前朝交际宾宴以及吉凶往还，犒劳各色人等赏封，俱用九成外银八折。本朝顺治之初，渐用六折，后因行银滥恶，通用不过六七成，因改赏封为纹银四折。康熙以来，减至三折。今甚有封标一两而内止纹银二钱者，文胜日甚矣，衙门使费亦然。
●卷九
◎宴会
肆筵设席，吴下向来丰盛。缙绅之家，或宴官长，一席之间，水陆珍羞，多至数十品。即士庶及中人之家，新亲严席，有多至二三十品者，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。然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，蔬用小磁碟添案，小品用攒盒，俱以木漆架架高，取其适观而已。即食前方丈，盘中之餐，为物有限。崇祯初始废果山碟架，用高装水果，严席则列五色，以饭盂盛之。相知之会则一大瓯而兼间数色，蔬用大铙碗，制渐大矣。顺治初，又废攒盒而以小磁碟装添案，废铙碗而蔬用大冰盘，水果虽严席，亦止用二大瓯。旁列绢装八仙，或用雕漆嵌金小屏风于案上，介于水果之间，制亦变矣。苟非地方官长，虽新亲贵游，蔬不过二十品，若寻常宴会，多则十二品，三四人同一席，其最相知者即只六品亦可，然识者尚不无太侈之忧。及顺治季年，蔬用宋式高大酱口素白碗而以冰盘盛漆案，则一席兼数席之物，即四五人同席，总多饣余，几同暴殄。康熙之初，改用宫式花素碗而以露茎盘及洋盘盛添案，三四人同一席，庶为得中。然而新亲贵客仍用专席，水果之高，或方或圆，以极大磁盘盛之，几及于栋，小品添案之精巧，庖人一工，仅可装三四品，一席之盛，至数十人治庖，恐亦大伤古朴之风也。
向来筵席，必以南北开卓为敬，即家宴亦然。其他宾客，即朝夕聚首者，每逢令节传帖邀请，必设开卓，若疏亲严友，东客西宾，更不待言。主人临定席时，必先奉觞送酒，曲尽酬酢诸礼，子弟自入小学以上者，即随行习礼焉。近来非新亲贵游严席，不用开卓，即用亦止于首席一人。送酒毕，即散为东西卓，或四面方坐，或斜向圆坐，而酬酢诸礼，总合三揖，便各就席上。删繁文苛礼，似极简便，但后生不知礼者，恐习以为常，古道不复见耳。
昔年严席，非梨园优人必鼓吹合乐，或用相礼者。今若非优伶，则径用弦索弹唱，不用鼓乐。其迎宾定席则弹唱人以鼓乐从之。若相知雅集，则侑觞之具，一概不用，或挟女妓一二人，或用狭客一二人，弹筝度曲，并坐豪饮以尽欢。
近来吴中开卓，以水果高装徒设而不用，若在戏酌，反掩观剧，今竟撤去，并不陈设卓上，惟列雕漆小屏如旧，中间水果之处用小几高四五寸，长尺许，广如其高，或竹梨、紫檀之属，或漆竹、木为之，上陈小铜香炉，旁列香盒筋瓶，值筵者时添香火，四座皆然，薰香四达，水陆果品俱陈于添案，既省高果，复便观览，未始不雅也。
◎师长
不为师不知师道之难，不为师不知师恩之厚。予尝为之矣，敢不知之乎？发蒙之始，固虑其无知；知识既开，又虞其泛骛。启颛蒙而使之领悟，去泛骛而纳诸正中，器识文义，务必兼优，掩短护长，迎机科导，师恩宁可忘哉！若夫文章变化，得诸寸心，而就墨引绳，匪师不克。假以指南之手，拔诸广众之中，知吾之恩与教吾等。故历叙所师，列其姓氏，以为私心之俎豆云。
王鲁冲先生，讳开文，初字季良，邑城人也。幼与先君同受业于先祖母舅玉枢周先生之门，少先君一岁，最为莫逆。崇祯初，开家塾，授生徒，与予家为比邻。余方六岁，初发蒙，先君命余往受业，始读《学》、《庸》本文，既加读朱注。是岁，完《论语》之第二帙。次年，熟读两论。又次年，余从先君东迁乡居，遂延先生至东，时余方八岁，初读《孟子》，先生即为余解说《论语》，虽大义未晰而字句颇晓，皆先生所口授也。是秋，因先大父命迁居，复归城居。次年，同邻友褚仁伯仍延先生于家塾，授余《毛诗》，因讲解两孟，时余已九龄矣。至次年十月，余方十岁，惨遭先慈之变，遂辍学，此崇祯之六年也。明年甲戌，先生为某氏延去，余亦茕茕在疚，不遑治经，后此无缘与先生相见。至本朝顺治十四年丁酉，先生馆于周浦西百曲里陈氏。是岁，余初补博士弟子员，及恭谒先生，款语良久，先生亦为色喜，时先生年已六十有七而容貌不改于畴昔执经之年。询知卜居于邑西数十里外之梅源世兄，颇丰裕，子孙绕膝，先生亦将归老不复事砚田矣。余拜辞而返。越明年，忽闻先生即世，心窃悼之。至今披读四书、《毛诗》，犹忆先生之教如躬承函丈时也。
金伯固先生，讳汤，初字孟明，邑庠生。崇祯甲戌，蜀中刘念先先生潜来令上邑，于童子试中取先生第一。是年，入泮，遂开家塾于城南。余年十二，往受经焉。
潘鲁卿先生，讳焕璜，后字甫臣，邑庠生。故御史大夫尚书恭定公弟讳恕之之曾孙也。与余比邻，开家塾授徒，四方从游者甚众，大概皆成材，已为博士弟子者尝数十人。予十三，亦往受业，初学作文，未能窥见墙壁也。
瞿行言先牛，讳儆臣，邑庠生，与余家亦为比邻。崇祯丙子，试南闱不售，归，开家塾，授生徒，从学者亦数十人。余年十四，往受经，先生课学者最严重，相对竟日，言笑不苟，质疑问难，则滚滚万言不倦。同学诸生，燕闲游戏，皆以经义、字义及举业之二三场相角，不敢作浪语放言。余前后执经共三载如一日，批阅课艺，必细加改削，使学者豁然启悟，多有进益。
张祗园先生，讳儒风，字鲁培，邑庠生。故少宗伯宾山先生讳电之曾孙，即余之外翁也。余年十六，既为馆甥，遂从先生受业，指示行文步骤，不得驰骋斥弛。不及两月，先生以试事往宁，秋闱不售，居停主赵氏家亦多故，遂辍业。九月后，复从瞿师于家塾，省课文，瞿师谓进于旧。
李雪生先生，讳浣，真定府元氏县人。顺治己未进士。十三年丙申夏，初分娄县，先生来令娄邑。十四年丁酉二月，季试，余馆郡城，因就试，取余第五名。评余文曰：不衫不履，翩然而来，自有英雄之气，见于眉宇，少年中之飞将也。四月，文宗行试，余因就娄籍，面校余文，极蒙奖叹，有数奇晚遇之恨，拔置第二名。五月，府试，录送文宗。六月朔，道试发案，先生指余名，辄询左右取否，及闻报大喜，送学后，余进谒谢拜，先生固辞，惟以道义功名勉励。是岁乡试，先生以麟经，例当入闱分校，竟以催科政拙，被论回籍。其后因南闱关节致谴，方、钱两主考伏法，十五房同考官俱弃市，使先生入闱，则衡鉴公平，必无疑似，然当功令森严之始，焉保玉石不焚，盖亦危矣，始知先生之去任，正天之所以报循良也。
张西山先生，讳能麟，字玉甲，陕西洋县籍，顺天大兴人。顺治丁亥进士。乙未，江南初改监司督学，先生来督下江学政。十四年丁酉，科试，取余第五名入泮，亦一时之知遇也。越明年，先生移升，分守西蜀，归里数年，近复参政山东。康熙十七年戊午，荐举博学鸿儒，不中，家于京。戊辰，昌儿都门相遇，犹殷殷道故，欲延昌儿于家塾，因远辞也。
冯竹庵先生，讳，字玉宣，吴郡人。顺治十四年丁酉，先生以明经高等，司教娄学。余初入泮会课，拔余第一，特谕学役免余贽仪。余惟以诗扇自呈，而先生欣然笑纳。后逢朔、望，或操艺文进谒，先生必殷殷勉励，时出家酿山蔬，留连晨夕。己亥，欲延余家塾，缘余先有别订，先生旋亦归里，是以不果，然而情意契合，亦学师中所仅见者。
邹未庵先生，讳宏，字能宏。顺治甲子江西乡举第二。戊戌成进士。吉安府庐陵人也。康熙癸未冬，来令上海。乙巳夏，季试，取余一等第三名，间一晋谒，情意甚殷。后以催征诖误，被论解任，候代之日，特命昌儿辈以制义就正，每遇一题，阐发议论，千言不倦，必出新机，去陈言，洞中题之肯綮，谈及时事，则义形于色，尝以出处大义相勉励，愧未能副其望耳。
◎及门
在三如一，古训昭昭，曲艺且然，况吾道耶？本朝自顺治以来，极严师门之禁。凡座师、房师及荐举之师，一概禁称，而独于受业，悉如古礼，所谓天不变则道不变，师门授受之谊，终不可变也。余自甫离函丈，谬作塾师，虽期糊口四方，亦为教学相长，不意三十余年来，而及门忽已济济，其间领悟不同，率教亦异，将来升沉显晦，必非一致，此尤阅世所最亲切者。故一一识之，庶期有出于蓝者乎！
顾钟伟，字表人，少余二岁。余年十九，自邑城东迁，其兄伯毓与余同里，延余家塾，遂执经焉，后以病没，不克卒业。
顾箴，字虞言，伯毓长子，钟伟侄也。少余七岁。偕仲元筹字运臣，季弟箕字洪叙与钟伟俱受经于余。质颇慧，用笔亦清警。顺治壬辰岁，余曾延之家塾，命培儿受业。后以役讼毁家，旋以疾卒。今两弟尚存，其季即余之表侄倩也。
顾廷镇，字公宁，于顺治乙丑，负笈从余，时年十四。是冬，丁外艰，废业，不数载而卒。
周京，字文依，于顺治九年壬辰，乃翁参两延余家塾，时年十四，虽已遍诵五经而尚未行文。是秋，初试笔，作制义，多颖句。至十三年丙申，年十八，试补博士弟子。时负笈来从者，邑有乔嵩字峻中，宪副玄洲之曾孙，而讠刃斋之从孙也。郡有顾□□公淳子，今废学。
周新，字文受，京之弟也。当京受业时，新甫六龄。是年初出就傅，从王元宾学。至康熙改元，复自┺里延余家塾，始习八股，继改论策，出笔抗爽，多颖异。丙午，丁内艰，服阕，复习八股。乙卯冬，试入邑痒。丁巳岁，试补增广生。辛酉，科试补廪。
吴谦六，名见龙，明经生寿平长子。康熙癸卯，寿平将教授于旗下，命见龙偕其弟泓来从学于周氏，凡四载。丁未岁，延余家塾。戊申、己酉，复负笈从余于郡城。是年，丁外艰，服阕，于癸丑冬，试入邑庠，旋复承重守制，亦于丁巳岁试，补增广生。
张樨森，字苍林。弟樨棼，字宫名。明太常讠刃庵先生之从孙，太学若木之子也。若木于余外翁祗园先生为雁行，故森棼以从子先受业于外翁，后于顺治己丑延余家塾，凡三载，以讼毁家避仇奔走，几至废学。迨事定归里，复事旧业。康熙十二年癸丑，始得同入太学。己亥年来负笈者，有邵大绂，字方来，若木之表弟也。
张，字采臣。弟□，字寿承。郡庠生，泓一之子。康熙庚戌，延余家塾，先受业，以病辍，至次年执贽，凡四载，至丁巳，以新例入太学，应试南省。
周稚雯，字云倬，括苍太守釜山先生孙，太学十经长子也。康熙甲寅，延余家塾，闻云贵之变，徙居南桥受业焉。至十八年己未，援例入太学。
张世林，字青苑。弟泰，字二岑。明太常讠刃庵先生之孙司理蓉左之手也。康熙乙卯，延余家塾，遂执经焉。是冬，世林入郡庠。丁巳以岁试，补增广生。戊午，泰试学使者，不售，归即援例入太学。
张魏封，字浚远，世林、泰之胞弟也。乙卯以后，尚执经于沈藏。于康熙己未，始问经于余，时年十七。是秋，学使者刘木斋果试入邑庠。康熙丙寅，同从兄士麟援例入太学。
张士麟，字楚泓，亦太常讠刃庵先生之孙，太学武征之第三子也。康熙庚申，余尚馆于蓉左氏，士麟初执贽来，从余于伯氏之家塾，后入太学。
张敬炎，字青扶，士麟之同母弟，武征之季子也。康熙辛酉四月，同侄标从予于伯氏之家塾。康熙二十八年己巳，入太学。
张标，字赤霞，武征次子秋佩之长子，太常之曾孙也。康熙辛酉四月，同敬炎执贽，从余于蓉左氏之家塾。次年，壬戌岁，入华亭学。
张玉婴，蓉左第五子也。康熙癸亥，同其弟玉立受经于余。
◎释道
释道之教，其来已久，或则奉之，或则斥之，要皆一偏之说，不足据也。原立教之意，本与吾道不甚悬绝，逮其流既远，百弊丛生，不特为妖为妄者，不可胜计，甚至力背其师说，即为彼教中所不容不诛者，比比而是，固未可以尽信矣。然其间，间生一二名贤，修德砥行，大振宗风，为世所瞻仰。释如天童之密云和尚，道如穹窿之施谅生法师，其诚实足以感天地，动鬼神，是又安可概斥哉！天童先吾生而为幼所习闻，穹窿同吾生而为长所习见，惜余株守寒毡，不克躬承尘教，故虽有神灵显异，不敢以耳食管窥，妄为载笔，要亦一时释道领袖矣。天童支分派衍，尚足到处称尊，上则至尊降礼，次亦倾动王公，然多净土息缘，不轻飞锡，人或得接一面，如见当年佛祖。是以三十年前，善知识最少，最足动人，杖笠所至，顶礼者摩肩接踵，施金设供，惟恐弗及。今则千室之邑，数家之村，号称付法者，在在有之，甚至干谒请托，望门投刺，冀得机缘，一遇稍济香积之穷，遂致人轻托钵，家吝布金，即使佛祖再见于今日，流俗终视为水云之行者，盛极而衰，其势然也。如设斋建醮，或因祈福，或因忏悔，原其初惟欲仗法宝之力，通主人之诚耳。余幼所见斋醮坛场，不无庄严色相，至于诵经宣号，虽疾徐抑扬，似有声律，然而鼓吹法曲，更唱迭和，独多率真。今道场装饰靡丽，固不可言。至赞诵宣扬，引商刻羽，合乐笙歌，竟同优戏，不惟失设斋建醮之意，反开亵越渎祀之风，是亦释道之一变也。谨据见闻所及，确而可信者，略纪于后，至所见异词，传闻异说者，或俟他年稽疑订误，以次编入云。
太平庵陈和尚者，上海周浦西北乡人也。庵仅可容膝。和尚自中年焚修于此，徒跣乞食，辄分饥者，有怜其寒而衣之，道遇冻人，即解以施，或隆冬不衣，或夏月不帐，息心礼佛，苦行潜修者若干年，人皆未之奇也。忽于顺治七年庚寅，若有所凭，言辄有验，病者求治，始与炉灰令调服之，治疾立效。既而求者众，炉灰不足，则即座间撮土，与之治疾亦愈。旬日间，座右遂成巨井，因即井泉取以应来者，服之亦验，远近焚香，计步而拜，不远百里者，昼夜络绎而至。始自近境，迄于邻郡，一岁之中，香火烛天，数百里内，舟车不绝。抚院土公闻之，虑生他变，檄县迁诸邑城，归者亦复如是，送之崇明海外，翕然向风，乃迁之苏城之北寺，苏人举国信从益甚，凡阅三载而示寂于苏。余尝往庵中叩之，观其貌似六十许人，□横而眼微碧，与之谈皆日用寻常语，绝无说玄说妙神幻怪诞之语，问其土灰能愈疾之故，则答曰：“土灰焉能治疾？但人信其能治疾，故即与之耳。若果有奇验，吾先治自身疥疮矣。”夫不作神异怪语，所以为真，大概苦行既至，自见灵异，彼不自知也。
松城马耆寺僧奕耆者，原籍山东人也。昔因从军来松，后去伍而披缁入寺。因见寺字残毁，有志鼎新，常肩镀金大木杵，悬以小钟，露顶徒跣，募于松城，予时道遇之，不暇问其何许僧也。但以马耆古刹，坍毁已甚，谋复旧观，工费浩繁，恐告成无日耳。康熙九年辛亥，岁旱。自夏迄秋，望雨不得，民心惶惶，有立槁之势矣。耆于七月初一发愿祈雨，匍匐拜跪于赤日中，长呼佛号，遍走郡城内外，自誓七日不雨，当以身殉，人亦莫之信也。至初八日，拜出西郊外，登跨塘桥，值潮水奔流之会，跃入水中，众皆救之，业已端坐而逝，迨舁至岸，犹合掌不释，一时惊动阖郡，郡伯亲往临视，嗟叹久之，庶僚捐俸作龛，为之礼佛而葬之，迎其主供于本寺，阅十日而大雨阕悖慕季惚椤Ｊ撬暧星铮´必非兹僧一诚所格也。
赵道人海摈，一团村人也。素以耕渔为业，未尝学，莫知其名字，然性狷介，不苟取，敦孝友，重然诺，流俗人往往反非笑之，以为不近人情者。年逾三十，会遭鼎革之后，与同里人争梁通道，以非道人意，不肯相助为理，里人衔之。一日道人来经此桥，遂有呵止之者，道人不与之辩，解衣涉水而渡，归即剃发如头陀，就住居之旁，编草为棚，如合掌状，弃妻子独入居之，坐寤寝食于其中，足不窥户外，兄弟、妻子、邻里、亲戚来问其故，终不言，劝之出，终不答。其初薪水取给家人，数日后知家贫不能继，拒之，自瞻而已。从棚中代邻家纺绩，计工而取钱，易米盐以自给，或有怜而故浮其值者，拒不受，宁终日不举炊，若无故而进食者率不食，三十年如一日，不知其何意也。康熙之初，远近闻而造谒者，与之谈亦不应，但以箸画水为字而答之。赵本不知书，至是初识文字，言或奇验，然亦不言之时为多。十六年丁巳，当事以一团为盐灶所集，商贾辐辏，虑海寇充斥，题请分防，驻防副将军周某徒步访之，终不言，馈之银米，则移置棚外，竟不受，周叹赏而去。余亦偕亲友往探之，其容貌服饰，朴而野，质而无文，棚中卑陋，仅可容二人。然闻之土人云：夏不热，冬不寒，不兰膏而无秽气，亦甚异也。与之谈，初亦以箸画水而答，后闻出语言，众以为旷见，然言亦无甚奇，不知果验与否？要其介然不拔之操有足多尔。时年七十，妻及子俱没，其侄与幼孙尚存，朝夕为之汲水一瓮。
道士彭微之者，苏之昆山人也。精术数，常往来松郡，叩之屡有奇验。康熙四、五年间，郡西王姓者延之设醮。王有密友姚南野在座，欲归东郊，时酷暑，王留之不得。微之顾谓姚曰：“君果欲去，吾当遣凉云相送。”因举笔书一符于姚手。及姚归，行数里，四顾皎日，独有阴云时覆其顶，若张盖然，迨抵家而云始散，众咸异之。至十年辛亥春，将播种而沟浍已竭。五、六月间，虽有微雨，止堪润叶。延至七月而苗槁矣。司民社者，莫不遍走，群望为民请命，卒不可得。太守耿公继训闻彭名，邀之祈雨，请以方外礼见，许之。及彭至，问以祈雨之方。答曰：“雨以云行，云从风起，暑风率从西南来，火气日旺则水气日消，安所得雨乎？今当闭南城之门三日，我能令风从东北来，一以壮水势，且以涨潮汐。盖因祈雨之法，例有三限，恐已槁之苗，不能坐待六日，故必使通潮之地，先以潮救之，而后继之以雨，庶为万全耳！”太守从之。自七月十四日结坛，果反风自艮方来，而潮汐骤长有加，平日沟浍支流，无不浸灌焉。十五日，众谢之。彭曰：“风则正矣，云尚未也，然欲掩太阳，先掩太阴，盖月为水母，水得云而雨可降矣。”自是每晚必阴云蔽月，有询其降雨之期，彭屈指曰，尚须二日。至十七日，彭向郡守而下称贺曰：“明日大雨至矣。”是早，晴明如故，众未之信。次早复晴，佐郡有疑其妄道者。人询之曰：“道士尚登坛乎？”彭曰：“不必矣。辰时云起，午刻雷作，未、申、酉大雨，四郊阕恪£”众尚未信，至辰而果云，至午而果雷，至申及酉而大雨盈尺，尽如彭言。沟浍之涸者皆盈，禾苗之槁者复生，阖郡欢呼，惊传神异。至十七年夏，亢旱弥甚，时郡守鲁谦庵超，浙之山阴人也，偕僚属集僧道，建坛于西郊之泰岳神庙，虔斋祷雨至逾月而不得，缙绅有忆微之故事者，白郡守以礼徵之，至如前法，刻期而应，不失时刻。是岁也，旱而不甚差胜于邻郡者，微之法力居多。或曰微之非能致雨，特以数学之精，能推知此日必雨，故神其说耳。嗟乎！使数学果能如是，亦异人矣！故吾特表而出之。
九峰旅庵和尚者，浙之秀水人。姓孙氏，初生白光满室，襁褓中有高僧见之，摩其顶曰：“他日当为人天师。”年二十一，辞家就本郡敬畏庵，从日明轮法师发。二十三，遍叩诸方，曾于玉林大觉禅师备记室（玉林，法名秀，天隐法嗣）。两稔。渡钱塘，参宏觉老人于越之大能仁寺（宏觉禅师，即木陈，法名，密云法嗣）。二十九，以悟彻得法。顺治十六年己亥，世祖章皇帝遣使宣宏觉老人入都问道，师同徵入，天子嘉之，降礼如法门故事，命驻锡椒园中，延访日至。宫内大臣赍帑金，设伊蒲精供，特敕旅公开法堂于京师之善果寺，驾时临幸，赐赉有加。自诸王大臣而下莫不北面同参。至洒宸翰以赐，有“天上无双月，人间只一僧”句，以旅公法名本月也，方外之契，可称一时极盛。迨世祖上宾，宏觉老人及旅公深鼎湖之痛，先后请归故山，今上慰留，半载后得请，岁在戊申。松之缙绅先生犭旬舆情所慕，争通尺素，从九峰禅寺溯本长老之请以请于师，而师乃惠然莅止。缙绅中周釜山先生护持尤力。余与釜山父子俱雅慕旅公，未获参叩。癸丑暮春，旅公来访右先生于笋里，余得追陪杖履，一见如旧识，挥麈而谈，移时不倦，遂作诗文倡酬而别。甲寅之冬，复偕鹰垂兄弟访师山中，作信宿谈。九峰禅寺，地当山后，旧故面南，溯本承其先师之志向欲改创面北，而力未能办。顺治七年庚寅冬，忽有一工来山，自言能任其事，询其所费，惟须数十人力，足令自转，众咸异之。刻期聚观，观者即为助力，工取木干及巨ㄌ数根，遍缚壁上，众属干上，齐声起肩，殿随而转，一壁不移，寸瓦不动，并殿中塑像供座皆用此法，转而北向，宛若天然，其人不索酬而去，一时惊传以为神。溯本住锡几二十年，而退居于横云山之麓，迎旅公升座，宏开方丈，大振宗风，则知天将令国师建此道场，故先有异人来转此殿，法会因缘，良非偶然也。余在甲寅之春，即闻其事，以为太异，犹未敢轻信。迨冬十月到山，亲在殿中与大众谈之，略悉。丙辰春，复同蓉左叔翁及碧涵兄弟访师山中，适会溯本邀过横云静室谈转殿事更详。至冬而旅公示寂，今法嗣中勖元迪继之。玉林，天隐法嗣。宏觉，密云法嗣。天隐与密云，皆幻有法嗣也。
●卷十
◎居第一
昔人谓苑囿之废兴，洛阳盛衰之候也。信哉是言乎！余幼犹见郡邑之盛，甲第入云，名园错综，交衢比屋，列廛，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得。缙绅之家，交知密戚，往往争一椽一砖之界，破面质成，宁挥千金而不恤。一旦遭逢兵火，始而劫尽飞灰，继之列营牧马。昔年歌舞之地，皆化为荆榛瓦砾之场。间或仅存百一，而胥原之后，降于圭窦荜门，王谢堂前，多非旧时燕子，始知萧李二相，良足师也。然金谷楼台，鞠为茂草，平泉花石，终属他人，理势必然，其可若何？因略举其箸者，列叙其原委，至于考其遗址，半没荒烟，子孙莫稽世泽者，可胜道哉！可胜道哉！
故相徐文贞公以三朝元老，赐第于松城之南，三区并建，规制壮丽，甲于一郡。百余年间，簪缨奕叶，子孙世居。有明之末，相国元孙澹宁本高以羽林起家，列爵太傅，避兵出城。鼎革以后，遂为闲馆。顺治四年丁亥，提督苏、梭、常、镇总兵官张公天禄来驻吾松，因前任吴镇以叛伏法，廨宇不利，别择公馆，暂借赐第，非遂以为衙署也。是以门第堂额，悉仍其旧，惟东西置栅，以时启闭，署曰辕门而已。及张帅罢去，马镇逢知继来，遂多更改。戊戌、乙亥之间，忽将门前街道拆开，大启巍宇，署提督军门，造仪门于大门之内，移照墙于带水之南，一如抚院军门制度。建牙列戟，居然行台矣。东西两第，旧为宾馆将厅，至是废旗鼓，改园亭，建射堂，兼三第而一之，基址环匝，有逾里许，漕白二粮，依旧房主输纳也。顺治十七年庚子，科参马镇，奉旨行讯，中有一款，占据故相赐第即此。时接任梁公化凤，提督全省地方，现任驻札不便，判归原主，当事者建议暂估房价几千金，称还故相子孙，除其两税，俟钱粮有余之日，鼎建提督衙门，然后还房取值，徐相子孙已领库银，今竟卖为官舍矣。
钱相国机山先生第，即当文贞赐第之后，南面临流，门宇宏敞，亦一城之甲第也。其先为冯廷尉廷冈先生所建。相传正厅乃吾家故物，先大夫东瀛公即世，吾高曾不守，弃于冯氏，自浦东五灶港移建于郡城，故老犹能述之，价止一二十金，其实值几百金，后楼雄峙，北望九峰，在一览中。冯氏衰，转售于机山。顺治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，大兵下松城，总戎李虎痴成栋建牙于内。次年，李帅调征闽、广，既平南土，留镇粤东，家属尚居松署。五年戊子，李帅叛，诏籍其家，此第遂没入官，竟为公所。后此提督、总戎既定驻，于徐氏赐第，往往将佐居之，近为游戎成国延私第。康熙十三年甲寅夏，成将调征浙衢，临发，内厅灾，未几，成殁于阵，今不知谁属，门堂后楼犹存。
顾氏赐第，乃先朝神庙时特旌高义清宇顾光禄正心也。在府治南，城隍庙之西，门楼龙额金书，特命嘉义，制极壮丽。盖清宇尊人左山先生兄弟，历官大参，家故丰腴。清宇再四滋大，助田五万余亩，以资各役之费，又出粟赈饥，全活者众，两台使上其事，朝廷嘉之，赐爵光禄丞，建坊启宇，恩典有加，故居第与大臣等，余幼时犹及见其盛也。顺治乙酉八月，毁于兵，中堂及两庑诸佐室犹存。其后，流为营兵所居，马矢瓦砾，几与山等。顺治中，好事者募资公买，将建镇府生祠，复营内厅门宇，大工未就，会镇、府相继罢去，工亦中辍。
顾园在东郊之外，规方百亩，累石环山，凿池引水，石梁虹偃，台榭星罗，曲水回廊，青山耸翠，参差嘉树，画阁朦胧，宏敞堂开，幽深室密，朱华绚烂，水阁香生，禽语悠扬，笙歌间出，荡舟拾翠，游女缤纷，度曲弹筝，骚人毕集，虽平泉绿野之胜，不是过也。再世相传，子孙犹能善守。凡宦流雅集，名流胜会以及往来过客，莫不于此寻芳觞咏，殆无虚日。鼎革以后，顾氏聚族而居，游人罕得入矣。裔孙承富厚之余，但习豪华，操家无术。驯至顺治之季，反因义田逋赋，毁家卖宅以偿，堂宇尽废，而山水桥梁，犹如故也。康熙之初，积逋愈甚，征输益严，遂并花石而弃之，嵌奇险怪之石，玲珑生动之姿，不能遇米颠之拜，而悉为劫烬之灰，乃知切石卧于梁园，艮岳徒供炮具，犹为幸也。内有一峰雄峙，乃天然生就，非藉积累而成，高十余丈，俯阚诸峰，有飞舞之势，非数百人不能举，故至今尚存。相传载此石归时，忽沉于泖，募习水者以巨ㄌ下牵挽之，其下更得一石，合之乃其座也，一时惊传，谓有神助，迄今独逃劫外，不信然哉！
朱太史第，当府治之后，其先为文石先生，以庶常起家，历官少司成。从子叔熙为子衿时，早出，道经此地，值某绅营建上梁，叔熙着白袷，立而注视，为绅仆所诃斥。叔熙顾谓其仆曰：“善为之！吾将鸠而居焉。”未几，某绅弃世，嗣子凌夷，叔熙登第，果售于朱，可谓言大而非夸矣。其后叔熙捐馆霞城，许都谏得之，朱太史积，叔熙从子也。崇祯癸未登进士，选庶常而原第复归朱。鼎革之际，避兵出城，弃为闲舍。李帅虎痴之调征闽、广也，提督吴胜兆来驻松城，以李帅家属尚居钱相国第，故别择公馆，遂即太史第而居焉。顺治丁亥，四月，吴镇以叛伏法。张桂吾天禄继任，建牙于徐文贞公赐第而以朱第为中军将受银打里所居。其后改建门宇，居然营署矣，基址数亩，岁累朱氏赔粮。太史即世，嗣子彦则食贫，素心李学宪愫彦则外翁也，深为婿谋，莫如卖为官舍，其如营称借居，无从措价。适娄县新分，暂驻西郊仓城，公事入城，多所不便，谋建县治，工费又繁。素心商诸马帅逢知及中军将王守宇嘉会，将朱第卖为县治，收领价银，别置府西唐氏故第为中军驻札之所，呈明各台，以朱第为公占，蠲其两税，即今娄县治也。然为缙绅居第，已为宽敞，为邑治公所，则内衙湫隘。自楚中孟道脉来令娄邑，稍增式廓，后人赖之，然而较诸邻邑规模，正多未备也。
王大京兆第，故京兆尹王公为溪庭梅所居也。南面临衢，重堂邃宇，为东关第一甲第。鼎革之际，公虽避兵他徙，旋以李镇调走，各绅入城，公遂迁归故第，是以从未有营弁借居焉。后数年，京兆即世，家传清白，公子祥符、王路俱食贫，各就便迁居乡里，稍稍不无残毁。又以马镇刚愎，弁兵充斥，虑为占据，因小就价，<贝覃>于营将张游戎为公馆。后张去任，此馆遂虚。康熙十二年癸丑，士绅偿价，改建嵩高书院，崇奉提帅杨公捷生位，因诸生上匾额者谀词过甚，杨公谦不敢当，遂即其内楼改为玉皇宝阁，奉迎玉皇圣像，供于其上，规制尤极宏丽焉。
林太守第，在普照寺西界，与寺连。相传故华亭陆昭侯旧第址也。林之先，有讳景阳者，历官太常卿。太守仁甫以任子承家，保世滋大，居第极为宏丽。鼎革之际，为中军将高谦占居，其后高升任粤东，家属尚留松郡。高后叛入海岛，此第籍没入官，遂为郡长侯代交任之所。顺治季年，提帅梁宫保输价于官，营为别业，鸠工修葺，费甚不资，轮奂有加于旧。未几，梁公卒于官，继任王公公定，复偿价得之。王公升镇海大将军，移驻京口，此第赁为商居，林氏子孙，莫敢过而问矣。
张都谏第，在通波门之东偏，面南背城，故太常张讠刃庵先生掌工垣时所居也。其先为石笋里倪慧珠中翰故业。倪氏富甲海上，松郡北城一带，强半属倪，此特其一耳，故豪华之习，奕叶相承。中翰卒，传子子一，踵事而式廓之，少年裘马之场，选伎征歌之会，靡不极当时之盛。士之浮薄者，翕然景从，而钱生清为其最，戏将城居子弟美秀而文者，体仿名姝，编列花案，雌黄甲乙，度曲填词，自朱门公子以迄下里小儿，一无所避，众共疾之。一二大老主持于上，群掠其家资，而共诉于学使者。时史公伟督学三吴，将置于辟，太常长公子，中翰婿也，与子一为内兄弟，时太常公初掌户垣，奉敕督饷吴中，举劾黜陟，一如代巡，郡县望风屏息，事必咨请而后敢行，是以清伏法，子一获免，然道路侧目，城中不敢驻足，因以此第转售于太常公子蓉左司理，司理扩而葺之，改建后楼三层，九峰尽于一览，价费二千余金，备极壮丽，时崇祯壬午岁也。不三载，而遭逢鼎革，太常父子避兵于乡，此第犹为子仆居守，营兵未尝入焉。及太常即世，城守营督宋游戎与司理情谊交好，因而立券借居，继任者遂以为公所，然而门堂匾额不改都谏之旧，顺治中予犹见之。至马镇擅改相府为铃阁，其属从而效之，列辕门，设外屏门，署城守，居然公馆矣。其初，二第并列，辐辏，今皆毁为牧地，伍伯以时角射，即使完壁归赵而四顾无邻，不堪宁止，乃常年两税，徒累房主，汶阳无复返之期，何耶？
董中丞第，在府治南，集仙街之西，故大中丞有仲先生抚浙时所居也。南面临街，当钱相国居第之后，规制虽逊于相府，然而重堂邃室，亦称壮丽。犹忆崇祯十三年，庚辰之夏，予以就试入郡，时中丞新拜抚浙之命，门宇修整，建牙列戟，候迎将吏，陈兵班马，鹄立成行，亦一时之盛也。鼎革之际，中丞业已归里，避兵出城，此第遂为营兵残毁。顺治三年丙戌，予再过之，自街及室，一望洞然，门垣俱废，窃叹者久之。其后不一、二载，竟为瓦砾之场，当年故迹，不可问矣。子孙纵有贤达，亦何所施其光复之术耶？
◎居第二
陆文裕公第，在抚院行台之南，故少宗伯宫端学士俨山先生所建也。基址宽广，堂宇宏邃，外门面西临衢，内设高墙，南面临沼门，题学士第，乃宾山张宗伯笔也。重堂复道，庭立三门，俨然相府规制，盖以大拜须次故耳。其后文裕虽殁，子孙聚族而居，东有高阁，当学宫之后，曰邻黉。予尝与陆氏子弟会课于上。又东北为家庙，藏公之刻集并公手书石拓存焉。中堂五楹，制极宽敞。崇祯甲申之夏，初闻邑城中少年子弟，校武艺于中者凡匝月。地坚固无损，在他室则立碎矣。乙酉之后，陆氏衣冠济济，聚居如故，涂虽渐凋残，堂构宛然无缺也。康熙改元诏，移崇明水师二千人驻防海邑，王协将光前择第而居，陆氏虑为公占，预将中堂毁去，虽幸免一时骚扰，不四五年，上从职方臣张宸议，命水师仍归海外，而陆第不能复完，论者惜之。然吾邑居第无百年而不易姓者，惟此相传为最久，计年百五十余，递世六、七叶矣，至今犹未有他族逼处也。
世春堂，在北城安仁里，潘方伯充庵所建也。方伯为尚书恭定公仲子，学宪衡斋之弟，奕叶簪缨，一时贵盛，故建第规模，甲于海上。面昭雕墙，宏开峻宇，重轩复道，几于朱邸，后楼悉以楠木为之，楼上皆施砖砌，登楼与平地无异，涂金染采，丹垩雕刻，极工作之巧。盖当时物力既易，工费不惜，势使然也。启、祯之间，潘氏始衰，售于范比部香令。崇祯十一年甲戌夏，遭苍头之变，母子被杀，嗣君不能守，后楼先毁，旋为西洋教长潘用宾国光居之，改其堂曰敬一，重加修葺，与旧日无异矣。鼎革之际，宦家邸第，大半残毁于兵，独西洋一脉，有汤味道若望主持于内，专征文武，往往反为之护持，旅馆不惟无恙，而规制视昔有加，亦斯第之幸也。康熙五年丙午，罢汤钦天监务，遂严禁西洋之教，凡西洋人在中国者，并敕归其国，器用食物有仿西洋法者，罪在制造之家，此第遂入于官。迨九年庚戌，复用西洋南怀仁治历，西洋人又入，今此第仍属西洋教长所居矣。
乐寿堂，在世春之西，亦潘氏所建以为游宴之地。环山临水，嘉树扶疏，高阁重堂，丹楹刻桷，园林之胜，冠绝一时，犹郡郊之有顾园也。堂为莫中江学宪手题，规制备极宏敞，堂前广场数亩，石砌栏围，栏外碧水一池，奇峰叠照，月榭高临，曲桥远度。山前为月华堂，壮丽相等，而曲折过之。山中有关夫子庙，有比丘尼庵，有潘氏家祠，须细寻始得，不可一觅而见也。崇祯之季，园亭残毁，咸池张银台得之，未遑修葺，旋遭鼎革，乃供佛像于中堂，延僧住持。银台既殁，门宇尽废，惟存一堂，后并毁去，山水如故，而巍堂杰阁，昔年歌舞之地，锄为菜圃矣。康熙四、五年间，好事者即其故址，改建清和书院，崇奉郡侯张升衢生位，堂甫草创，张守罢去，工遂中辍。今所存者，惟@@岩危石，草满池塘，不堪登眺矣。
尊德堂，在城南之东偏，乃赵氏之先为仪宾者所建。此时尚未有城门，宇堂前犹在城外也。嘉靖中，以倭警筑城，故彻去前堂以外，而移墙门于内，故门内为中堂。相传初构时，仪宾择吉上梁，盛服待时，坐而假寐，梦见一人示以保定二字，寤而喜以为嘉兆也，堂成即题其额曰保定堂；其后子孙式微，托小川顾秘书转于吾外高祖宾山张宗伯公，立契交价，出其银皆镌保定字，乃世庙所赐保定府上供折色也，其前定之数盖如此。宗伯公致小川成交手札，旧为陆文裕公子孙收藏，内兄进也近购得之，余尝寓目焉。宗伯既卒于官，公子横塘、勋赞复售于潘氏，改其堂曰尊德。越三传，充庵之孙元典中翰，清宦中落，其堂遂毁。今城下门宇巍然者，乃堂之东偏佐室也。崇祯之季，归于乔明怀仪部。今为曹藁城绿岩居第，规制虽称宏丽，然不及尊德堂远矣。
露香园，在城西北隅，顾氏汇海别业也。其尊人以科甲起家，汇海豪华成习，凡服食起居，必多方选胜，务在轶群，不同侪偶。园有嘉桃，不减王戎之李，糟蔬佐酒，有逾末下盐豉。家姬刺绣，巧夺天工，座客弹筝，歌令云遏，后人仿其遗制，规利成家。迄今越百余年，露香之名；达于天下，较辟强而更胜矣。汇海有庶弟，少年陷辟，赖先大父力救得免，然而遗业荡然，时向伯兄求恤，初分以千百金，计久而渐衰，或不能随应，手足之际，遂屡有违言，先大父不从，故汇海深德先大父，交最好。余幼童时，先大父犹道及之。迨余弱冠，汇海殁久，园垣俱废，而亭榭山水，尚存什一。汇海嗣君伯露湛能文，余犹及交也。顺治丙申，伯露卒，无嗣，名园鞠为茂草。康熙初，移驻水师，有司度地，启建营房，乃即其废址，夷山堙谷，摧枯伐朽，纵横筑室，宛然壁垒矣。今兵归海外旧伍，所建营房，又为瓦砾荆榛之地。海内被其绣，尝其蔬者，尚以露香为征歌选舞之场也，亦可为长太息矣。
杜氏第，在小南门水关之内，南面临流，故宦杜象南所居也。明季归于顾宪副绳所，东西列栅，门宇轩豁，重堂深邃，称壮丽焉。崇祯之季，宪副殁，易代以后，顾氏子孙不能守，残毁殆尽。顺治十年秋，海寇入浦，直抵闵行，当事者虑其出没不时，议迁水次仓于城内，相择旷土，因即杜址而筑仓焉，即今之仓场是也。
黄宪副第，在小南门内，故宪副谷城先生所建也。先生积学盛名，早岁不遇，相国徐文定公尝执经而受业焉。迨年六十，始第进士，历官山东宪副。有子五人，归而筑室，五第并建，称一时之盛。鼎革后，子孙式微，堂宇残毁，适因迁仓入城，侧近五第之后，遂将内第改为仓房，出租贮米，白粮协部丞章泓，因而赁居，收贮白粮，舂办起运，房主颇得余润。其后协部更易，潘氏含石亦将居第改仓，借与协丞，而黄氏之仓，不过佃贮仓米，利亦微矣。康熙十三年，白粮改折，而潘氏之仓，利殆与黄等。
桃园，在北郊之东北二三里，故相徐文定公任子龙与所辟也。初北郊人传露香园桃种，岁获美利，于是家栽户植，每当仲春，桃花盛开，游人出郊玩赏，不减玄都、武陵之胜。龙与性朴务质，有圃一区，于其间杂植桃柳，中筑土山，略具园林之致而已。后见游人日盛，而邻家夸多斗靡，龙与不无起胜之意。遂即土山，增高累石，桃柳之外，广植名花。土石之旁，层峦叠嶂，构堂榭，施丹垩，诛茆覆轩，环以柏墙，曰平江一笠；截棕为亭，踞山临水曰翼然；土山下瞰大浦，危崖壁立，天风海涛，石洞虚中曲折，人可小憩曰徐文定公藏书处；两山夹水，一亭中立曰在涧；石梁卧波转入文定公祠曰摄摄桥。登土山，势可望海，引浦泉，潮可灌溉，规方百亩，疏密得宜。崇祯癸未、甲申之间，遂为一邑名胜，经营正未艾也。会逢鼎革，龙与即世，而地近吴淞，往来孔道，营兵纡途而入，攀花摘果，园丁不敢问，园遂日废，而荒基漕白，徐氏赔累无已。西洋教长潘国光用宾故因徐相而来，为徐氏计久远，时与马镇逢知交好，说以土山可以远眺，海寇或入，可以预备，议将园址助为演武场。顺治十四年丁酉，申报各台，以旧场召佃升科，而改治桃园为演武之地，除其两税，作为公占，至今因之，然土山孤立，旷地日渐剥削，无复旧观矣。
陈偀卿第，故太仆沪海先生所建，在县治东南，重门东向，朱楼环绕，外墙高照，内宇宏深，亦海上甲第也。偀卿正道端方，人不敢干以私，而力持大体，于缙绅中声望既隆，尊严特甚，故私居俨若公廨，年八十余卒。子同叔，无嗣，族子皆争继，家业遂废，门第之宏敞，予犹及见之。鼎革以后，往来上台，尚借为公馆，其未甚残毁可知。顺治中，族人毁废殆尽，今城隍庙中石砌，即其堂前故物也。有别业竹素与居第临街相对，方广数亩，多山水亭台之胜，明末偀卿嗣子售于襟宇陆封翁，今改门向东街，一传再传，为陆氏世业矣。
张银台第，在城南大街之西，其先亦潘氏世业也。银台咸池公继室为充庵先生孙女，故潘氏衰，第归咸池，南面临街，高门邃宇，称轮奂焉。以前有潭澄数亩，后虽比屋为屏，人犹称为水潭张氏。崇祯间，银台虽家居闲住，而声势之盛与现任等。犹忆乙亥之冬，董大宗伯文敏公孙女归于银台仲子瑞锡，文敏亲送到门，威仪甚盛。鼎革以后，门祚遂衰。银台既殁，第亦寻毁，今锄为菜圃，当年胜地，不堪复问矣。
◎纪闻
崇祯初，华亭钱机山龙锡以相被召，过辞陈眉公继儒。眉公曰：“拔一毛而利天下。”机山莫解所谓，及入都后，经略袁崇焕以诛岛帅毛文龙为请。钱悟曰：“此眉公教我者耶？”亟报可。未几，本朝兵大入，怀宗皇帝深以诛毛为憾，袁至磔而钱论戍，几至不测。盖当时士大夫谒征君者，必强令赠言，不得则不欢，眉公一再让，则缓颊不暇计当否矣。
韩城薛相国国观逮入都，待命僧舍，赐死旨出，时方半夜，御史郝晋衔命而往，韩城仓皇出曰：“君夜至，仆有处耶？”郝曰：“王陛彦已有旨决矣。”时韩坐陛彦事逮，因惊曰：“仆与陛彦同决乎？”郝曰：“不至此，行且有诏。”语未毕，金吾入，令跪受命，读至籍没，韩城再拜起曰：“幸甚，不籍臣，不知臣贫。”取片纸就机上大书曰：“谋杀臣者，袁恺、钱谦益、吴昌时也。而吴昌时为尤甚。”金吾悬尺组于梁间，组出上方如琴弦。御史曰：“相公肥硕，恐中绝。”韩城自起引之再三，曰：“足矣。”延颈而死，亦无戚容。金吾以所书纸复命。帝问近臣曰：“吴昌时为谁？”近侍素习昌时，诡以不知对。其后昌时竟斩西市，韩城愚愎，然死非其罪，人颇怜之。
崇祯三年庚午，袁崇焕以失事论磔，祖帅大寿闻之惧，遁归宁远。时阳羡周延儒初相，客有以边事见者，盛述祖帅之有方略，袁督弗听，以至于败。阳羡心识其言。明日，上召辅臣以辽帅为问。阳羡对曰：“祖大寿可。”帝曰：“是方遁去，宁可用也？”阳羡曰：“大寿之遁，恐以罪督连坐耳！两人实相左。”具奏客语。帝曰：“果尔！可作一谕来。”阳羡顿首出，明日进谕稿，中叙客所述事以奖其忠，帝为手书，令中贵赍往。祖帅泣曰：“朝廷能知我心。”始受命，其后固守关东十余年。阳羡去国，帝叹曰：“周延儒尚知边事！”颇有复召意。时吴昌时以失职告归，侦知帝旨，具语阳羡。阳羡大喜，日夜谋复出，合具四万金辇以北，遂得特召。时山东盗贼充斥，镇将杨御蕃颇以剿抚自任。而刘帅泽清在临清，虽充总兵官实无事权。及闻阳羡出，即从临清置驿至扬州，日具塘报，上相君幕府，且治楼船，请由水道入，阳羡难之。泽清曰：“有某在，盗敢近相君舟耶？”遂从水由中道，泽清具戎服入谒，言东省盗不足忧，使朝廷以招抚便宜假某，不日平矣。且进二万金为道里费，阳羡欢甚，比入都，则韩城方赐死，两次辅皆失眷，帝虚己以听奏对，至称先生而不名，且许坐论，皆累朝辅臣所未有也。其所登用者，冢宰郭三俊、总宪刘宗周、学士黄道周，皆一时耆硕，人望颇洽。而吴昌时亦即家起仪部，调文选，于是附丽者日众，而贿赂公行矣。于边帅则用薛敏忠，于督抚则用范志完，于东帅则废杨遇蕃而用刘泽清。帝皆从之。已而枚卜次辅为兴化吴、晋江蒋德、黄景。兴化由阳羡得入，既入则猜嫌大著，所以督师之命，人谓阳羡阴主之，未出国门，竟坐逗留下狱，时在言路者，上章相诋击无虚日，阳羡贪纵状亦日闻，上命大金吾骆养性侦得其实，心恨之，未遽发也。会本朝兵入蓟，阳羡不得已而请督师，得俞旨，诸督、镇咸听节制。本朝兵将归，扼于险，镇臣吴三桂欲邀之，阳羡不许。本朝兵既出塞，得还朝，阅月放归。时吴昌时已被劾，至廷讯而阳羡逮矣。其逮也，华亭许给事誉卿走与别舟次，毗陵士大夫无一人送者，即其弟正儒亦自毗陵返。阳羡执誉卿手曰：“向我召而北，日上谒者以数百十计时，君不来；今吾逮而北，登舟者，惟君一人，乃知君之重也。”誉卿曰：“君之召也，值老母病，不获送，今老母幸无恙，而公此行，事未可知，是以来。”阳羡瞿然曰：“吾此行何以自处？”誉卿曰：“上遇公深矣，不若早自为计。”阳羡色不怿。誉卿从至云阳乃返。其后阳羡赐死，旨出，与大司寇张忻悲泣不能自止，官校抱持始引决。誉卿曰：“固也，吾于云阳见之矣。”
陈卧子曰：“声音，惠逆之先见者也。”昔兵未起时，中州诸王府，乐府造弦索，渐流江南，其音繁促凄紧，听之哀荡，士大夫雅尚之。因大河以北有所谓夸调者，其言绝鄙，大抵男女相怨离别之音，靡细难辨，又近边声。自此以后，政事日蹙，兵满天下，夫妇仳离者，不可胜数。因考弦索之入江南，由戍卒张野塘始。野塘，河北人，以罪谪发苏州太仓卫，素工弦索，既至吴，时为吴人歌北曲，人皆笑之。昆山魏良辅者善南曲，为吴中国工。一日至太仓闻野塘歌，心异之，留听三日夜，大称善，遂与野塘定交。时良辅年五十余。有一女，亦善歌，诸贵争求之，良辅不与，至是遂以妻野塘。吴中诸少年闻之，稍稍称弦索矣。野塘既得魏氏，并习南曲，更定弦索音，使与南音相近，并改三弦之式，身稍细而其鼓圆，以文木制之，名曰弦子。时王太仓相公方家居，见而善之，命家僮习焉。其后有杨六者，创为新乐器名提琴，仅两弦，取生丝张小弓，贯两弦中，相轧成声，与三弦相高下。提琴既出而三弦之声益柔曼婉扬，为江南名乐矣。自野塘死后，善弦索者皆吴人，范昆白、陆君赐、郑廷琦、胡章甫、王桂卿、陆美成其尤著者也。昆白先死，君赐等分派有三，曰：太仓、苏州、嘉定。太仓近北，最不入耳。苏州清音可听，然近南曲，稍失本调。惟嘉定得中，主之者陆君赐也，其人多诡辞大言，能作鸟声，数年前犹到松，顾见山佥宪常客之。
吴中新乐，弦索之外，又有十不闲，俗讹称十番，又曰十样锦。其器仅九：鼓、笛、木鱼、板、拨钹、小铙、大铙、大锣、铛锣，人各执一色，惟木鱼、板，以一人兼司二色，曹偶必久相习，始合奏之，音节皆应北词，无肉声。诸闲游子弟，日出长技，以鼓名者，前有陆勤泉，号霹雳，今为王振宇。以笛名者，前有某，今为孙霓桥，以吹笛病耳聋，又号孙聋。若顾心吾、施心远辈，或以铙名，或以钹名，皆以专家著者也。其音始繁而终促，嘈杂难辨，且有金、革、木而无丝、竹，类军中乐，盖边声也。万历末与弦索同盛于江南。至崇祯末，吴阊诸少年，又创为新十番，其器为笙、管、弦。
甲申之变，相传开彰义门献城者，曹化淳也。据山东总兵杨御蕃塘报，又云是兵部尚书张缙彦。其后明纪编年及纪事本末，俱不载缙彦事。窃疑缙彦归顺本朝，见在仕途，载笔者为之讳耳。顺治辛丑，松江城守营游击张国俊曰：“开彰义门者，京营副将韩济明也。”国俊亦京营武职，城将陷时，从济明在城，见其事。郝大司马惟讷曰：“曹公故司礼监，坐城时，事急，值运面饼上城，当分给军士，曹欲他往，漫谓众军曰：‘你们散了罢！’其意似指面饼，而众军闻言大哗曰：‘官令我等散矣。’遂纷纷下城，不可复止。”然则谓化淳献城，亦非无因，但不知缙彦开城之说，又何所据也。
今满州称朝廷曰憨，即可汗二字也，二字合呼成憨音。称太祖曰太憨，太宗曰四憨。太祖果于杀戮，凡杀辽人十次，初杀贫人，后杀富人、恶人（即识字者），名目不一。有一次，杀不畜猪犬者云：“家无六畜，其意在逃也。”辽人百仅存一。太宗立，即加抚恤，遂得其用。今人但见辽人建牙佩印，薰灼炫目，比于南阳贵人，而不知其老者皆锋锷之余，少者皆死亡之孤也。福建学道范君，自言在辽为买卖人，一日忽被绑去，不知所谓，其叔尤之曰：“若平日惯好着靴帽，今取死矣。”忽大人本行头（人名）来点阅，驱其叔及同巷数人，俱被杀，范独得留，亦不知其由也。且曰：初得辽阳，亦无诛戮，有李卫官者，讦告屯民盗粮，遂成大狱，一屯皆空，从此有十次之祸，其端皆起于讦告也。范君又言，满州有偷马蛮子屯，其人皆辽人，自称曰旧人，今辽人通称旧人矣。其人曰满州者，即建州。章京，即将军也。
太宗得明副将何可纲，爱其才气，欲降之，可纲不从，令左右说之百端，终不从。太宗亲问其故，可纲曰：“我尝为诸生，读孔子书，知君臣大义。今日惟求速死耳。”等语云云。遂死。死后，太宗深叹美之，因曰：“孔子之教，其美如是！”即命立学宫于盛京，亲致祭焉。国家尊圣右文之端，何公一人启之也。
清书，乃太祖时满州人大海所制也。学校既立，太宗与海讲明纲常伦理，乃禁同姓婚娶及其他律例条约数十事，海与有力焉。其人聪敏绝伦而质颇秀弱，从太宗征蒙古，中道渴死。
左梦庚，崇祯中平贼将军良玉子。性敏给，颇拳勇，其客或前谀曰：“继世为侯王，其在长公乎？”良玉作色曰：“予子不材，吾死后得牧牛十头，种二顷地，幸乞活，足矣！使为将，必堕吾家。”梦庚之妻，王世忠女也。世忠本海西女真种，其上世部落，分为南朝关。南朝关为本朝所并，世忠时年八、九岁，其家人负之入塞，明神宗怜之，养于宫，及长积阶至抚夷总兵官。崇祯时以墨废。世忠身长七尺，美须眉，一目微眇，颇善言笑，常至我松，主姜神超先生家，后移家至楚依良玉，良玉以其素贵，即娶其女为梦庚妇。既婚，梦庚昵其妇，妇能为女真语，梦庚效之甚习，其媵仆又为言大清风土及畜牧射猎形势，梦庚心好乐之。甲申春，本朝定鼎燕京，世忠辞良玉北去，见摄政王，王授以美官，良玉不知也。梦庚独心喜。弘光初立，朝政浊乱，良玉遣其监军御史黄澍入朝，面诟大学士马士英于朝房，士英惧良玉不敢动，归具言于良玉父子，谓君臣无道，无可为者。会王之明事起，民间竞称崇祯太子，良玉亦信之，上疏请无杀太子，报旨详且温，而良玉益不平，梦庚及将校皆愤怒，乃共说良玉勒兵入朝，以清君侧，檄数马士英得罪状，载在明纪。乙酉四月，良玉帅黄澍及梦庚等东下，众三十余万，金陵震惧。至九江，诸将校纵兵大掠，良玉不能制，大悔之，抚膺恸哭，呕血斗余，遂发病暴卒。梦庚留治丧，兵未得进而本朝英王已大破李贼，自秦出楚，与豫王会师于江南。梦庚闻之，乃悉帅其将士解甲归命，践世忠之约也。英王以梦庚入朝。未几，世忠卒，无子，梦庚以世忠故，数得召见，语操清音。摄政王大喜，拜固山额真，得官数年，夭死，其在官，颇以勤敏闻。
傅冠，为隆武相，告病归里，闻汀变，从进贤来，至汀州府前，哭吊隆武。大图章京阿以礼召之，且劝之降。冠曰：我年八十二，老矣；再直文渊阁，贵矣，欲以何求？且我不来，若宁能执吾耶？”因谩骂，及刑，立而受刃焉。
曾撄，亦隆武相，大兵至，同郑鸿逵等入海，驻厦门。顺治辛卯三月，张抚军同马镇攻厦门，家人请撄登舟，撄绐令先行，阖户自经死。
绍兴余宫谕贞武先生，名煌，天启乙丑状元也。预修《三朝典要》，故时论少之。然先生敦朴有器识，可大用。崇祯时，出为讲官，经筵毕，附奏曰：“预徵必至于加派，加派必至于敲朴，惟圣主裁察。”上震怒诘责，声色俱厉，久之得罢。盖上心知讲筵故事，不当诃斥也。先生寻即假归。后数年，江南亡，鲁藩监国都绍兴（鲁王名以海），以先生为大宗伯。大兵渡钱塘，鲁王出走，命先生居守。先生不辞，既受命，令大开城门，纵士民出，事竟，乃归经于家，绍人至今能言之。
楚有美姬，左帅良玉之以舟师至武昌也，其部曲争掠贵家子女。某给谏二女以国色，闻俱被掠，时李茂明先生名邦华以御史大夫召，方在道，闻之大怒，具威仪往见左。左素慕李名节，相对甚恭。李具言掠女事，左极讳且辩。李曰：“将军第搜营，必有所见。”左首肯。李甫归，左即下令合营大索，令甚严，诸部曲不知所为，争驱所掠女从后舱舵口沉之于江，搜毕不得一人。时李已解维去，左亦更不复问。明日自武昌下流至燕子矶一带，浮尸蔽流，衣皆五彩，望之若云锦，见者无不太息，时癸未夏、秋也。
王毓耆，字云祉，浙江绍兴府诸生也。大兵至浙省，潞王出降。毓耆曰：“绍必不守，吾师刘先生当死义。”谓念台总宪也。念台讳宗周，以名臣讲学于乡里，毓耆师之，至是上书引大义劝刘尽节。书就，毓耆先赴水死，念台得书遂引决。祁中丞彪佳闻而从之。此皆顺治乙酉潞王立国前事也。毓耆貌寝口吃，善属文，会稽友人述其性好客，客至设食，出家僮梁小碧，歌以侑酒，其雅致如此。
乙酉春，松郡城东门丽谯楼下燕巢育双雏，色正白，鲜洁如雪，行人取而传观之，还置于巢，不及飞去，观者日多，遂毙。相传白燕为瑞，是秋大兵破城，中翰李公司东门，门不启，死者数万，识者以为羽孽也。夫白者，西方兵象，燕者处堂之虫，死于谯门，司门当之也。元末，松有白燕，郡人袁海叟凯辈，诗以咏之，传于后世，时天下大乱，松亦被兵。然则羽虫之灾，先后一辙，顺治丁亥十月，郡中雄鸡两翼生距，有飞者，时新经吴胜兆之乱，举城忧之，后亦无他。
近世禅师，莫若天童和尚。在金陵日，虞集生先生以僧服见。天童呵曰：“若不能官，能和尚耶？”虞无以应，漫曰：“和尚奈何？”天童曰：“吾为和尚，日夜杀贼。”其在姑苏日，吕益轩纯如问：“阎罗王有无？”天童曰：“居士以为有耶？无耶？”吕曰：“吾以为无。”天童曰：“灼然是无，居士则有。”吕惶骇而退，未几，即发病死。按宗门法禅师语，不当解。然虞官巡抚，以纵贼论戍。吕官亚卿，附魏忠贤，多构难于乡人，闻死时，辄呼周忠介、周忠愍及姚学士，现闻诸公姓名，若有所质问者，则天童之言，未尽不可解也。
天童之师曰龙池幻有老人，有四大弟子：长天童密云，次雪峤，又次抱璞（密云法名晤，雪峤法名信，抱璞法名莲），又次曰磬山。抱璞得法后，即北去，隐五台山，莫知所终。磬山先天童卒，不甚著。雪峤长七尺，方面重颐，其鼻中折，云受戒后，食螺蛳肉，梦伽蓝神责之曰：“明日当报。”诘朝仆地，鼻遂折，是以益精进焉。常至云间，一日，陈卧子问曰：“至人无梦，我每夜多梦，何时得无？”雪峤曰：“夫子非至人乎？《论语》曰：‘久矣！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’果尔则至人有梦，何云无？”卧子为之首肯。雪峤先天童有名，其后天童法盛行，雪峤少不逮，然言宗门者，互有高下，至其所得，莫能测也。顺治初，雪峤住云门寺，闻绍兴守欲苦之，先期一日说偈坐化，以故其徒愈神之，而雪峤生时，见披缁衣者，辄诟骂，惟好与士人语，尝以其法授黄元公先生名端伯，元公先生被难日，亦能前知，世以为雪峤付法得人。
麻衣和尚，华亭洙泾人。身长七尺余，修目巨颡，吐音清亮。其少壮时，冬夏曳一单麻衣，后渐老，冬亦衣絮，然外必麻衣，故松人谓之麻衣和尚。性最好酒，能尽一瓷瓮，食肉尽一猪首，年七十余，坐脱于郡城北之关帝庙，类释教所谓散圣者。先是松人龙安寺林有麟，家饶给，延一异僧于家，诡谓有麟曰：“昨夜半，老僧起至北庭，有假山石将仆及身，老僧指之，遂仆他处，使公辈当此，死矣！”麻衣僧急起批其颊，僧错愕。麻衣笑曰：“我掌汝，尚不知，况石耶？”其意盖谓已有意，石无意也，此僧即日遁去。有素冠者，就荫于道，除其冠持之，麻衣前谓曰：“官人无易此冠，我麻衣和尚求带不得，与平天冠相似。”其他语多滑稽，如市井人戏语。或云，问及一二未来事，亦有验者，以故陈征君眉公及一时缙绅名士，好与之游。
左良玉字昆山，临清人。少失怙，为其叔所养。其贵也，不知母姓。年十八从军，剽掠行旅，坐法当斩。有邱磊者，与同犯，请以身独任罪，而良玉得免去，事昌平督治侍郎侯恂，给事左右，尝被命行酒，良玉醉失四金卮，旦日惶恐请罪。侯曰：“此非若所当主事，向者吾误，非若罪也。”会有诏调昌平兵赴援边郡。榆林人尤世威，时为总兵，以护陵不得行，侯与之谋：“今欲遣将谁可者？”世威曰：“独左良玉可耳！顾其人方走卒，奈何？”侯曰：“果尔！我独不能重良玉乎？”即夜遣世威谕意，且曰：“吾将自往请之。”良玉闻世威至，疑其捕己也，绕床走曰：“得非邱磊事发耶？”匿床下。世威排阖呼曰：“左将军富贵至矣！速命饮我！”引左出，示以故。良玉失色，立移时乃定，跪世威前，世威且跪且掖起之，而侍郎至，面与期。诘旦，会辕门，大集诸将，以三千金送良玉行，卮酒三，令箭一，曰：“卮酒者，以三军属将军也；令箭者，如我自行，诸将士其听左将军命，左将军今已为副将，位诸将上矣。”良玉出，誓以死报，已而有功，遂为总兵官。良玉起自谪校，至元戎仅岁余，年三十二，身长面，骁勇善战，能左右射，目不知书，惟晓解文义。有喻布衣者，为掌记，性方严，良玉以父事。贼至，自立阵前说之降，不听而后兵随之，既胜劝勿掩杀，其中有威胁者可愍也。良玉出军胜，先遣人报喻，喻草╂迎三十里，左下马欢甚，以其舆归喻，饬中厨备饭为笑乐。或败，喻南面坐，见左不为礼，左长揖不敢就席，喻呼其名数之曰：“良玉！朝廷待汝厚，今折损官家士马，又日靡其饷金，何以为颜乎？”左封甯南伯时，喻已前死。左每饭，酹酒于地，呼喻大兄，其待士识道理如此。其后，左兵无虑数十万，号百万，然自朱仙镇之败，左之精锐已尽，其后归者，多乌合降将，亦往往擅命，识者知其不足用矣。邱磊坐刑部狱十三年，良玉捐万金救之得不死，侯恂之再为督师也，奏以为山东总兵，与刘泽清不相得，构以罪，马、阮杀之于淮南。乙酉之春，良玉帅师东下，或以为邱磊死故也。
吴三桂，字长白，一字日所，南直高邮人，迁东中后所籍。父襄，字西环，并起家武科，以军功历官都指挥使，镇守宁远。崇祯十七年正月，以秦寇日逼，调襄入京协守。三月，廷议撤宁远镇，并调三桂入京协剿秦寇，怀宗手诏封三桂平西伯，命速入。三桂方奉诏，未及行而都城告陷矣。寇趋各镇皆降，独三桂道远未至。贼命诸降将作书招三桂，并令其父襄亦以书谕使速降，三桂统兵入关，至永平西沙河驿，闻其父襄为贼刑掠且甚，三桂怒，遂从沙河纵兵肆掠而东，顿兵山海城，倡议募兵，谋复京师。先是十六年春，戚畹田宏遇南游吴阊，闻歌妓陈沅、顾寿，名震一时，宏遇使人购得顾寿，而沅尤靓丽绝世，客有私于宏遇者（一云即宏遇婿），以八百金市沅进之。宏遇载以还京，未几，宏遇病卒。及襄入京，三桂遣人以千金随襄入，向宏遇家买沅载往辽任。寇陷京师，伪权将军刘宗敏据宏遇第，闻陈、顾美索之，寿从优人潜遁，贼枭优七人而系吴襄索沅。襄具言送至辽已久，宗敏不信，以故榜掠襄。时三桂标兵五千，益募至七千，终虑寡难敌众，闻本朝且发兵入猎，因驰书借兵，约共图京师，而与副将夏登仕等定盟，画战守策。登仕故秦人，三桂虑其二心于闯，酒次即与割襟为姻，以固其志，于是委五副将守关，而己独任战。谍闻于闯，闯以责刘而宗敏已潜释襄且宴之矣。四月十三日，自成帅步骑精兵十余万东出，胁襄同往。十九日，围山海城数重，三桂度不支，益遣人夜驰，趋王师速至，而己坚壁以待。山海城东二里许，复有罗城外拒，贼虑三桂东遁，出奇兵二万，从一片石口北出而东守外城以困截之，三桂不得遁，朝廷方尽发骑兵而西，以再见三桂使，度势已急，遂飞驰入援。二十三日至外城，见炮从东向击，王师疑不敢进，驻屯欢喜岭，高张旗帜以待。三桂从城上望见之，急简数骑从炮击隙中突围出，驰入本朝壁中，见摄政王。王曰：“汝约我来，何用炮击我？”三桂曰：“非也。贼兵围关甚固，又以万骑逾边墙东遏归路，故用炮击开，可间东道出耳！”王曰：“是则然矣，但不可无盟誓，且闯兵与若兵几不辨，必若兵亦剃发，殊异之，则吾与若兵俱无惮矣。”三桂曰：“是亦决胜之道也。”遂与王定盟共歃，髡其首以从。王居后队，三桂为前锋，英王张左翼，统万骑从西水关入，豫王张右翼，亦统万骑从东水关入，而外城以西之贼尽歼。于是三桂复入关，呼城中人尽髡首以骇敌，或不及者，即以白布束项背以别之。是日，大兵尽入关，开关门，三面延敌，自成战栗，匆遽迎敌，而三桂战甚力，满兵尚按壁不动，闯兵乍北，即枭吴襄首悬之高旗，以示三桂，而贼众遂溃。满兵纵骑突之；蹂躏步卒且尽，贼骑亦伤亡过半，即选锋骁将，莫不重创，贼兵大败而西。三桂哭其父襄尸至哀，摄政王为榇殓之，而使英王、豫王急偕三桂而西，曰：“稍迟，则都城糜烂矣。”三桂遂西。初，闯入京，门甚禁，缙绅莫敢出入，及统兵而东，禁稍弛，道路啧啧，言三桂夺太子即入立为帝，贼所署诸臣必斩无赦。于是诸降贼者，靡不乘间窃逃。自成从永平驰千里马，一日夜至京，悉歼吴襄家族三十四人，而诡言登极郊天，陈卤簿出城。二十八日，宵遁。次日，焚宫殿及各城丽谯，王侯甲第几尽，惟正阳谯楼不火，寇兵皆西，三桂及二王追之。当日传闻，吴师约入关，令官民尽为先帝服丧，大兵入城，惟素冠者不杀，于是人皆素冠。五月朔，设先帝位于都城城隍庙中，缙绅哭临之。诸商具衣衾棺殓吴襄家口。次日，锦衣骆养性同吏部侍郎沈惟炳鸠诸臣立先帝位于午门，行哭临礼。既毕，备法驾迎东宫于朝阳门。初三日，始闻锦衣出迎易舆之际，非东宫也。诸臣惶遽而退。及入，前驺者麾都人去白帽，则本朝摄政王率满州兵入京矣。初六日，为先帝发丧，令各臣民素服哭临三日。十二日，三桂及二王还京。三桂又自为先帝临丧三日，因都民搜斩余寇不已，因命剃发者即非贼，于是人皆剃发。
天启七年丁卯八月，崇祯帝即位，南面正立，将就宝座，而大声发于殿之西，若天崩地塌然，仗马既惊，百僚震恐，上亦为之震动。识者曰，西方其有事乎？此鼓妖也。
崇祯元年，五凤楼前获一黄袱，内袭小函一卷，题云天启七年，崇祯十七，还有福一。清晨内侍得之奏御，上命巡视皇城各官推究。旋以科臣言，立命火之。
十年丁丑，上过宫中一秘阁，老阉以此乃先朝所封，戒勿动，上命启之，得古画数幅，有带进贤冠者七，曰官多法乱，有数十人隔河对泣，曰军民号泣，妄男子得传闻，形之章奏，上亦弗语，人乃以为信。
崇祯二年己巳，松江莫翁，无子，有一女嫁于李氏，夫妇相得。其后夫渐不内御。有邻女学刺绣于莫氏，而同寝有孕，诘问得其情，讼之太守，按果有之，乃命莫氏归而娶此女为妻，有欲上闻者，莫因旧族，恐以妖妄及祸，固请乃已。
崇祯十年丁卯，山东豆异，每粒宛肖人面，若老、若幼、若男、若女、若美、若丑，种种不一。两台使收贮进呈，上以为怪，召廷臣分赐，人各二十粒，令考古今，有此异否？众对各殊。时吾邑张讠刃叟先生在谏垣，亦受赐，封识将以寄归，久之忽失所在。至十四年辛巳，大饥。本朝兵入，杀戮无算。十五年壬午，山东复大饥，死者相枕藉。
闯逆之犯阙也。怀宗皇帝有三子：长太子，时年十六；次永王，时年十三，与长公主俱周后出（据吴梅村《永和宫词》又似永王乃田妃出。于国变之前先薨矣。未知孰是）；次定王，十岁，田贵妃出。帝遣太子及永、定二王出匿而自尽。十九日贼入，求上及太子。次早，嘉定伯周奎戚畹以永、定二王入朝。自成问父皇所在？二王以自缢对。自成曰：“若父皇何苦自缢？即存，孤将与之分治江南，不忍有弑君名。今即死，非吾弑也，若无伤，俟天下大定，孤得裂地封尔。”因留饭共食，发伪将军刘宗敏处善养之。四月十三日，自成东向山海关，二王各一卒抱持马上，百姓拥观，遂传太子亦在营中。自成与三桂战且败时，晋王亦在贼营，跃马驰入吴军曰：“我晋王也。”吴军留之，故得无恙。人遂竞传定王、太子为吴军夺去。于是都城日望太子、定王入矣。二十四日，贼众败归，部署尽乱，未知有定王、太子，即吴兵入，亦不见太子、定王也。或曰，定王遇害于城南之空苑，而太子、永王终不知所在。冬十一月，有捕卒报刑部称：一男子同常内监投嘉定伯周奎府曰：“我太子也。”奎不能辨，奎侄铎以旧侍卫引与长公主相见。公主共太子抱头而哭。哭罢，奎饭之，举家行君臣之礼。因询太子向匿何所？太子言，城破之日，独出匿东厂门一日夜，潜出至东华门外，投腐店中，店中小儿，心知其避难人也，易予敝衣，代之司。居五日，恐人觉，送至崇文门外尼庵，以贫儿投托为名，尼不疑，留居半月。适常内侍来见，尼始觉，共谋竟日，恐不能藏，常遂携归，故得无恙。今闻公主在，故来。傍晚与公主哭别而去。数日后复至，公主赠一锦袍，密戒云：“前来皇亲以上下行礼进膳，叵生疑衅，可他往，慎毋再至也。”痛哭而别。后十九日，又至，奎复留宿。二十一日，奎侄铎与奎谋曰：“此男子不可久留，留即贻害，不如去之。”奎遂曰：“若非太子也，何冒至我家，汝第言自姓刘，说书生理，可免祸，否即首官究论矣。”男子不从。既晚，奎令家人椎击之，逐诸门外，捕营卒以犯夜擒献。即日会刑部山东司主事钱凤览勘其事。凤览字子瑞，浙江会稽人，以祖父文贞公象坤荫，任中书，升主事，仕本朝授原职。讯旧内侍，具言是真太子。凤览大叱周铎云：“汝本明朝戚畹，受国大恩，今见太子，反云是假，何丧心若此？”复下阶挥拳骂之，百姓争奋击，铎甚困。刑部满州尚书云：“且收监再审。”百姓叩头，哭拥不能去。凤览步送之入狱，备衾褥，命家人奉事之。明晨，周铎具疏，力陈其伪。即日送入廷勘，历讯宫中事颇同，问内监多云不是。有一杨监在傍，男子曰：“此杨太监，常侍我，询之便知。”杨仓猝曰：“奴婢姓张，先侍服者，非吾也。”因呼旧锦衣尝侍卫者十人询之。齐跪曰：“此真太子。”复询之晋王，晋王执言不是。遂下常内侍及锦衣十人同伪太子皆系狱。明日，刑部复询之，除常内监、旧锦衣外，无敢言是者，满州尚书云：“你的系何人，来冒太子，是何人主使？”男子曰：“吾实真太子，汝以吾为假，吾何必辩，但吾看公主，岂图甚事，以周奎卖我，故有今日，若辈如此待吾，何必再审真伪，且吾既至此，岂复求荣贪生，不必更烦言矣。”遂下狱，自是连讯，终不能决。凤览力辩其真，复上疏，且与晋王廷执。晋王坚执不是。时旧阁臣谢升久入内院，升尝旧侍太子讲读，初讯时，升亦以为非。太子呼升曰：“谢先生！岂不相识乎？前某日讲某书，言某事，先生犹忆之乎？”升默然不复言，乃曲躬一揖。凤览怒升，叱其不臣。而正阳门商民，各具疏，请释太子，共詈谢升悖逆无道。宛平民杨时茂纠之尤力。顺天府内城民杨博疏辨太子是真。于是吏科都给事中朱徽等上疏，其略以为周奎既以太子为假，何留宿两日乃始奏闻，见时公主抱头痛哭，岂陌路能动至情如此。奎初与之衣食，后忽加捶楚，情事张，何其变幻。家人孙才供词，刑部诸臣具在，而铎奏不载一字，此皆有所不可解也。今必从容研质，需之时日，真伪自见，若草草毕事，恐廷臣曰假，而百姓疑，京师曰假，而四方疑，一日而假，而后世疑，众口难防，信史可畏也。而凤览复疏劾谢，御史赵开心亦奏辨甚切。十二月十日，摄政王谕群臣：“尔等言太子真伪，皆无凭，言真不过优以王爵，言伪必伪者家识之乃决。独晋王乃明朝王子，谢升乃明朝大臣，而凤览不逊晋王为无君，百姓骂大臣为无上，皆乱民也。除伪太子外，凡系狱争言太子无状及钱凤览、赵开心等尽斩之。”时廷臣共乞生凤览、开心等，以开心无甚唐突语得免。凤览言太子既真，当早有着落。摄政王曰：“着落不着落，与你何干？”凤览曰：“人各为其主耳！”摄政王词气甚厉，呵凤览曰：“你投诚后，即我家人矣，若说各为其主，尚有二心，此何说也？”凤览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太子存，我亦存，太子亡，我亦亡，我意只救太子为是，那管一心二心。”以是触摄政王怒，因绞死。赵开心罚俸三月，其余笞斩有差，而幽伪太子于太医院中，给十人守之。凤览之就刑也，神气自若，拜天地君亲毕，安坐语刑者曰：“可矣！”刑者多旧役，痛哭不能举手。百姓观者塞衢巷，哭之。明年乙酉，元夕后，谢升早朝出，见凤览，归而卧病数日，头忽肿，将卒，曰：“钱老先生幸稍宽，毋太拘急。”遂死。摄政王闻之，竟无伤太子意矣。四月初六日，东安县富民祁八忽聚徒劫骑曰：“往救太子。”生员杨凤鸣为军师，地近上林，上林尉请兵部发兵剿之。初十日，伪太子卒。此案至今疑不可解，若以为伪，何臣民舍生而证之者凿凿，若以为真，何福王称命时，金陵复有一太子，纷纷聚讼也。